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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內瓦會面

　　1957年，就在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物理獎之前的幾個月。他在瑞士日內瓦見到了離別12年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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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與父母的多次相聚，楊振寧不僅感受到天倫之樂的極大滿足，也從父母那里得到了許多中國的消息。

　　主持人：在1957年吧,應該是,在日內瓦第一次和父親母親見面.

　　楊振寧：朝鮮戰爭發生了以后，當然美國跟中國的關系就斷絕了，所以對于中國發生什么事情也沒有什么報道，所以對于中國的情形很不清楚。那么我跟我家里頭呢一直是采取一個政策，是說我們不要害怕，還是繼續通信，所以至少我對于家的情形是有一些了解。可是信里頭對于整個的局勢當然不能夠有什么描述，所以第一次我對于中國多了一些了解，就是那次是我父親去，我們一塊兒住在一個公寓里頭，那是第一次，那次很好，我父親也很高興。所以后來我們在日內瓦又聚會過兩次，一次是1960年，一次是1962年，后兩次我母親都去了，那么通過這些接觸以及后來在1964年，在1971年又在香港接觸，使得我對于中國多了一些認識，這個對我有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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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回國

　　1971年夏天，楊振寧乘坐法航飛機回到了闊別26年的祖國。成為中美關系解凍以來第一位訪問新中國的著名華裔學者。

　　在北京他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

　　8月4日，他登上長城，留下了這張歷史性的紀念。

　　這是他當年回國時留下的一些記錄鏡頭。

　　主持人：那個時候應該說從學術界來講，從美國到中國可以說是絕無僅有，而且很多人都認為當時您敢于選擇這樣一個機會，這樣一個時間回來可以說是非常有勇氣和膽識的。

　　楊振寧：是，俄國大革命以前有一個俄國的物理學家到劍橋去念書，叫做卡皮查。卡皮查后來得了諾貝爾獎金，他是在70年代得的諾貝爾獎金。那么俄國大革命以后他就常常，他后來太太也在劍橋，他就常常夏天的時候度假就回到蘇聯，那么這個很多年了，結果30年代有一天他回去被斯大林扣住了，不讓他回到英國去。這是很有名的一件事情，尤其在物理學界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后來我1971年要想去中國，我的很多華裔的或者非華裔的朋友說你絕對不能去，你知道卡皮查被斯大林扣住了，你要去的話你是不是也會被扣住。我很有信心，我說中國的作風跟斯大林不一樣，我為什么有這個信心呢，就是因為我跟我父親我母親的接觸，所以我當時的看法是完全對的，我說假如我去了，我跟中國的領導人說，我要定居在中國，那我相信中國一定歡迎，我要不提這件事情中國不會跟我講這件事情。我這個猜想完全正確的，所以我那時候我想是比較有名的華裔的科學家第一個到新中國來的。

　　主持人：我非常想知道，因為您是1945年離開中國去了美國，雖然后來跟家人見過面，但實際上到1971年回到中國，中國有20多年的時間，就根本沒有再回來過了。那么當你第一次著飛機說要到中國了，當時是一個什么樣的感受？

　　楊振寧：這個感受我想是不是我一句話兩句話能講清楚，是一個真正也可以說是“觸及靈魂”的感受。最重要的感受是我所看見的工作跟1945年我離開的中國完全不一樣了，我對于我所看到的中國的這個大的改變有了一個極深的感情上的振蕩，而這個振蕩從今天看起來是應該有的，所以我并不后悔，我記得我回到美國去再實習給了一個演講，那個演講是滿座，因為那個時候中國非常稀奇，現在有一個他們認識的楊教授去了中國一趟，要來講新中國，大家都來聽，聽了以后有人寫下了個記錄，那個記錄的標題是因為我講了一個故事，我說我在北京住了差不多一個禮拜，住在北江飯店，我還記得那時候的北江飯店是很蹩腳的一個房子，我住的那間屋子很大，墻上掛了一個對聯，“唯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我說我日夜對著這個我對于新中國到底在干什么有了一些了解，這句話我想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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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振寧與鄧稼先

　　第一次回國的時候，楊振寧就見到了老同學鄧稼先。此前，楊振寧已經從國外報紙了解到鄧稼先參與了中國的原子彈和氫彈工作。

　　在上海的離別晚宴上，楊振寧收到鄧稼先從北京派專人送來的一封信，告訴他原子彈完全是中國人自己完成的，那一瞬間，楊振寧熱淚盈眶，不得不離席整容。

　　1986年7月，鄧稼先逝世，在給鄧稼先夫人許鹿希的電報中，楊振寧說：“稼先為人忠誠純正，是我最敬愛摯友。他的無私的精神和巨大的貢獻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驕傲。”

　　主持人：我想在1964年的時候中國的原子彈爆炸當中有一位很重要的一個功臣，就是鄧稼先。那么他是您的同學。您在1971年回來的時候也見到了他。那么我記得您問過他很重要、您非常關心的問題，就想知道在中國的原子彈的建設的過程當中有沒有外國的人參與過，當時是您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

　　楊振寧：是，中國1964年試爆原子彈以后，立刻美國的報紙有種種的報道，其中就講中國對原子彈有貢獻的有些什么人，上邊就有鄧稼先的名字。另外又有一個報道呢是說韓春，毛主席派了一架飛機到陜北，把韓春飛到北京，幫助中國做原子彈。這些都看見了這些消息。所以我看見鄧稼先的時候我知道這個有些問題不應該討論的，我只問他說你在什么地方工作，他說在外地，我就沒有再問下去了。后來我臨上飛機回上海的時候，我憋不住就問他，說是我沒有講韓春，我只是說中國這個原子彈是不是完全是中國人做的，那么他說他的印象是完全是中國人做的，不過他說他最好再去證實一下。那么后來，我后來聽他的太太說，他后來寫了一個報告，大概好像是說一直達到周總理那兒，周總理說應該講出實話來，所以鄧稼先就寫了一封信，可惜現在這封信我找不著了，他寫了一封信跟我說，這信上是說除了在最早的時候有一些蘇聯的幫助以外，主要的工作都是中國人自己做出來的，這個信是我在離開上海……

　　主持人：是1971年嗎？

　　楊振寧：他們是派一個人專門當面拿這個信送到那里交給我的，我看了以后我有一個極度的感情上的振蕩。這個我后來寫的文章上講了，這個我想也與我這個人整個的對于我是什么人這一點有一個很深的，與我整個人的對于世界的認知有密切關系的幾點結合在一起，所以當時變得非常感情沖動。我想這個也是因為這是很復雜的事情，所以我想中國在19世紀所受到的“欺負”這件事情，對于我父親那一代的知識分子，到了我這一代的知識分子，有一個靈魂深處不可磨滅的印象，這個印象與我當時的反應有密切的關系，當然這里頭還有一層是因為我知道鄧稼先在里頭有很重要的工作，而鄧稼先是我兒時的非常熟的朋友，所以這些都糾纏在一起，不過總而言之這是一個真情流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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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振寧與中國

　　1964年，楊振寧加入美國籍。

　　在《中國根與美國籍》一文中，他描述了這個艱難的過程。

　　主持人：楊先生您剛才也提到了，在您的或者說靈魂深處或者很多自己去思考的一個地方，中國根和美國籍的問題，您以前在文章中也提到過，這個問題是不是您一直以來思考過很多的，您一直在提到中國的中國根和美國籍？

　　楊振寧：是，這個你也許看見過我寫的這篇文章。我想這個事情對于每一個或者說對于絕大多數的要換一個國籍的人都必須要經過一個掙扎，這個不止是中國人，我在1982、1983年寫的有一篇文章上面描述這個，那上面還講了我在電視上看見羅伯特·佛羅斯在肯尼迪就職美國總統的時候，他請佛羅斯特念了一段詩，那個詩寫的非常之好，他所描寫的是一個從外國來的人要想放棄他原來的國籍所要經過的一個掙扎。假如我是詩人的話，我應該今天再寫一首詩，我想是描寫我今天的心態，不能講我今天的心態是跟這個心態是向不同的方向，不過情感上是在另外一個方向，這是沒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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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振寧與中國

　　1966年，楊振寧成為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愛因斯坦講座教授。

　　作為一位偉大的物理學家，楊振寧對理論物理學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自1971年回國后，楊振寧為中國和美國兩國之間做了大量的工作。

　　1977年，楊振寧擔任全美華人協會首任會長，積極促進中美建交。

　　1979年初，鄧小平訪問美國，中美建交。1月31日，全美華人協會在紐約希爾頓飯店舉行盛大宴會歡迎鄧小平。

　　主持人：實際上您整個青少年時期的成長都是在中國，所以應該說東方的價值觀對您有深刻的影響。您23歲之后就去了美國，在美國呆了這么長，60年的時間，這么長的時間這種西方的文化和觀念也給您帶來了非常深刻的影響，那么您覺得這種變化對您來說有多少？

　　楊振寧：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這個問題所包含的內涵太多。這個西方的文化里頭有，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剛才所講的，說是一個小孩兒從小就讓他一個獨立，這個就是其中的一點。我想這不止是我今天回到清華園來，事實上我在美國這幾十年也隨時都在想這個問題。我想這兩種文化是都有非常重要的特點，而各有短長。你也許知道大概十年以前美國哈佛大學一個有名的教授叫做塞繆爾·亨廷頓，他寫了一本很有名的書，是認為以后的世界是一個文明的沖突，這個書贊成的人很多，反對的人也很多，我覺得他里頭有些地方講的是對，不過有些地方是不對的，不過不管怎么講，說是今天整個世界的發展方向是走到一條非常清楚的道路，這個道路就是西方的文明。以美國為首，到了21世紀將來是要跟新崛起的中國文明，變成一個對立的狀態，這個我想是沒有疑問的。為什么在眾多的文明之中今天崛起的是中國的文明，這個我想最簡單，你也可以問說印度也有古的文化，伊斯蘭也有重要的古文化，可是沒有人會認為21世紀印度的文化或者伊斯蘭的文化會能夠跟西方的文化達到一個對立的地步，沒有人會這樣子，為什么，這個當然就是代表說中國的古文化里頭有非常重要的元素。這些元素使得到了20世紀，使得中國的文化能夠崛起，能夠高速的崛起，而且是勢不可當。這個是我常常反省的一件事情，當然這是非常大的題目，為什么這么古的文化到了明朝以后變得這么落后，而到了20世紀又能夠有一個可以說是新的文藝復興。這個我想都是值得大家研究的問題，我回來了一兩個月一個很高興的事情就是發現，再再你可以發現文藝復興，可以說是文藝復興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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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初，楊振寧在紐約大學石溪分校設立了CEEC獎金，自美國和香港捐資支持中國各大學、各研究所人員到石溪作訪問學者。

　　在香港，楊先生創立中山大學高等學術研究中心。

　　在南開大學數學所，楊先生應陳省身教授之邀，組織理論物理研究所。

　　在北京清華大學，他創立了清華數學高等研究中心，為中國培育高級研究人員。

　　主持人：您對現在中國的這種科學和教育有一種什么樣的看法？

　　楊振寧：我對于中國的經濟社會，科技的發展前途基本上是很樂觀的態度。當然里頭問題多得不得了，不過你如果看從一個世紀的觀點來看，或者你從20年發展的觀點來看，你就知道中國一定有非常強的，內在的道理能夠使得過去所有的這些轉變能夠實現。單講科技的發展，第一今天因為世界科技的發展產生了一個人類歷史上所沒有過的一個機會，就是可以用多種方法創造新的財富，這個是19世紀以前沒有的，那么20世紀催生了這個可能，到21世紀可能開花結果，并不是每一個社會都會利用這個時機，而我認為中國社會是很會利用的。

楊振寧談“歸根(1)：http://www.moduwu.com/news/news_detail.asp?news_id=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