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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第二次戰略經濟對話已圓滿結束。好消息是對話取得進展，壞消息是進展如預料般緩慢。顯然，這個速度不足以化解在華盛頓政界已沸騰起來的焦躁情緒。
　　● 這次對話凸現了兩國在雙邊貿易政策上的策略錯位：
　　(1)美國國會傾向采取大幅升值人民幣的“快速修補”方法，而中國則希望繼續過去29 年來所堅持的“漸進式”改革步伐；
　　(2)美國的策略是基于錯誤的宏觀經濟分析，而中國則必須權衡改革與維護穩定兩者間的潛在沖突；
　　(3)在華盛頓舉行的對話閉幕式晚宴上，中國副總理吳儀重申中國采取漸進式策略的重要性，引領國家進入有可能與“短期主義”的美國國會發生碰撞的軌道上。
　　● 兩國派出歷來陣容最大的高級政策官員參與這次對話。但觀乎其成果，美國的保護主義者政客大可把預料中的中國堅持漸進式步伐視為談判的完全失敗，并為他們的出手爭取更堅實的證據支持
　　● 我維持原有看法，即有約六成的機會美國國會將于2007年底以總統無法運用否決權的大多數通過一項控訴中國的法案，并針對在美國出售的中國產品實施大范圍的貿易制裁
　　中美第二次戰略經濟對話于5月底結束。在僅僅8個月的時間內，這個由兩國高級官員精心設計和推動的咨詢機制，已成為一個積極聯系世界最大和第四大經濟體的活動框架。好消息是對話取得進展，壞消息是進展如預料般緩慢——顯然，這個速度不足以化解在華盛頓政界已沸騰起來的焦躁情緒。
　　這次對話沒有給我們帶來重大驚喜。中方宣布同意擴大民用航空運輸和金融服務業務的范圍，及雙方已在環境保護和能源安全等領域達成加強合作的協定。至關重要的知識產權問題被特別抽離出來，留待日后談判。我認為，這是非常清晰的正面信息。這些行動凸現了中國將堅守繼續推進市場經濟改革的承諾，并且再一次展示了中國經濟走向開放的發展模式——向其貿易伙伴逐漸打開進入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本地市場大門。
　　中國的開放式發展模式與日本采取的把世界其他國家拒之門外的封閉式經濟策略，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全球化進程不斷加速的年代，中國的開放發展比日本長期奉行的封閉策略，給世界帶來更多的機遇。
　　但美國國會也許并不在乎這些。華盛頓面臨的經濟壓力是直接來自美國的中產階級。而理由也不難理解：根據美國勞動力統計局的數據，實際工資的中位數(即調整通脹后工人工資收入的中間水平值)在截至2007年首季末的過去7年累積總增幅只有0.9%。在美國生產力強勁增長的背景下，這樣的發展勢頭令人憂慮。因為在一般情況下，實際工資應該有按宏觀經濟的同比例增長。依我所見，這種貢獻與美國工人回報脫節的情況是導致華盛頓政治矛盾的核心所在。
　　簡易的應對方式是找只替罪羊。在此，是把責任推在中國身上，因為對華貿易逆差在美國創紀錄的多邊貿易赤字上占到最大的比重。較艱巨的做法是探究導致實際工資增長呆滯的原因并制定能糾正問題的政策措施。但由于缺乏恰當的解決方案和無法在“速戰速決”年代耐著性子，國會選擇了前者——拿中國當替罪羊。
　　過去幾個月，我不斷地就華盛頓在回應這一問題時所犯下嚴重的錯誤發表評論。我的評論可以用三個英文字來總結，就是Trade(貿易)、Saving(儲蓄)和Globalization(全球化)。
　　首先，美國國會的憤怒是基于認為工資增長呆滯與創紀錄貿易赤字互為因果的危險假設。無論是從理論角度或實際經驗而言，這種判斷都是站不住腳的。此外，美國的政客沒有從更廣義的國內儲蓄空前短缺的情況來看美國的貿易赤字問題，拒絕接受多邊貿易赤字是根源于儲蓄低水平的簡單邏輯，并錯誤地把中國作為解決貿易逆差的方法。最終，華盛頓并不完全了解目前由信息科技激活的全球化超高速發展給領域廣泛的跨行業(包括藍領和白領)美國工人帶來的沉重壓力。簡而言之，“修理中國”將給關鍵性的宏觀因素造成巨大損害，而此舉還可能觸發報復行動從而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情況實在讓人擔心。
　　不足為奇的是，穿梭于美國國會的不同議事廳，我們幾乎找不到半點正確看待中國的觀點。中國在國會山被視為是美國的主要經濟敵人，它威脅著中產階級的生計，并且違反了全球貿易的法規和原則。在這個概念下，被忽略了的是中國在過去29年發展進程上實現的巨大成就，和給美國、亞洲其他國家以至全球經濟帶來的機遇。
　　同樣被忽視了的是本質上仍然非常脆弱的轉型中的中國經濟，其特性正如溫家寶總理最近總結中國經濟形勢時所表示的：“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相反，美國國會對于仍面臨著嚴峻發展挑戰的中國經濟非常苛刻，認為中國是來自發達世界并擁有更優越經濟條件的一位貿易伙伴。這是反映政界思維不合邏輯的典范案例。
　　美國國會似乎也不甚了解中國在短短30年內走過的歷程。中國在發展道路上取得的空前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多年來堅持改革開放的成果——不單是從國有制經濟向私有制轉移，也包括了在資源配置上從中央計劃向市場經濟體制轉移。這些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通過剛結束的第二次戰略對話，兩國同意向這個方向進一步推進。
　　過去30年，中國在權衡改革步伐與維護社會穩定方面步步為營，它絕對不會仿效前蘇聯采取的休克式療法。我認為，“堅持漸進步伐”最能形容中國近30年來改革的特色——沒有走回頭路，有的是穩步和堅持不懈的向市場經濟邁進。這種策略與華盛頓政客總想“快速見效”、在短期內解決問題的理念南轅北轍。
　　我有幸出席第二次戰略對話的閉幕式活動，包括歡迎15位部長級中方代表團的招待會和隨后由副總理吳儀代表中方談判團向大會致詞的晚宴。吳儀與在晚宴上也有發言的美國財長保爾森都提到了一點：戰略經濟對話是致力于建立中美兩國長期經濟關系的一個機制。按定義，它是一個為實現漸進成果而設的機制，而非如國會山所體現出的為短期問題“尋求偉大解決方案”的架構。這凸現了推動美中雙邊關系的兩股力量的分歧——對話機制的漸進式部署與國會較嚴苛的快速修補理念。然而，有別于去年12月召開的美國國會完全沒有介入的第一次對話，剛結束的峰會包含四個中國代表團與美國主要立法議員會面的會議：一個是與眾議院領導人會面、一個是與參議院領導人會面、以及分別與眾議院籌款委員會和參議院金融委員會進行的個別會議。
　　當被問到與美國國會談判的情況時，吳儀以其發音標準的英語回應說：“Very difficult”。這強化了在她預先擬定的致詞中已提到的對于大幅度升值人民幣存在誤區的憂慮，特別是對于中國經濟的潛在影響。她還重申先前表達過的顧慮，對于美國最近就知識產權問題向WTO控訴中國所表示的：“那與雙方領導人已取得的共識背道而馳，并可能嚴重影響兩國的雙邊貿易關系。”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既明確且令人擔心的信號，假如美國國會真的向中國發出戰書，實施貿易制裁，報復性行動可能會一觸即發。
　　對于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國來說，漸進式改革戰略在過去近30年里行之有效。可是，中國經濟轉型的漸進步伐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目前正主導著美國國會和政界、輿論的盡快大幅度升值人民幣的訴求。因此，第二次戰略經濟對話潛藏著一個極大的缺陷：中美分別派出歷來最大陣容的高級政策官員參與這次對話，但觀乎其成果，美國的保護主義者政客大可把預料中的堅持漸進式步伐視為談判的完全失敗，并為他們的出手爭取更堅實的證據支持。
　　因此，我悲觀地維持原有看法，即認為有約六成的機會，美國國會將于2007年底通過一項能夠避開總統否決權的稟呈世貿控訴中國的法案，并針對在美國出售的中國產品實施大范圍的貿易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