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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規模電網、大容量機組，與可再生能源的規律不一樣，不可能都去建“陸上三峽”。

   《中國可再生資源法》執行五年來，光伏和風機產業興起，“十一五”規劃對能源可持續發展提出要求，國內的可再生能源產業快速發展。

   目前中國風電的裝機容量世界第一，超過4000萬千瓦。光熱產量多年來保持世界第一，替代了2000萬噸標準煤。太陽能光伏電池從2007年開始也連續四年世界第一，去年產量占全球的45%。

   整個產業的實質競爭力也得到了提升。風電產業形成了比較完整配套的產業鏈。過去太陽能行業說是“兩頭在外”——原材料在外，市場在外，其實不光兩頭在外，是三頭在外，關鍵設備、原輔材料也都在外。現在國內基本掌握了改良西門子法的多晶硅生產技術，同時研發新生產工藝。多晶硅材料是影響成本的一個主要原材料，它的大幅度國產化、規模化，也使得太陽能電池的成本下降成為可能。此外，一部分國產化的設備和配套材料也在陸續實現國產化。

   在投資機制方面，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產業已經形成了一個資本投入的市場。

   但新能源并網發電產業也存在一些問題，首先是在政府制定的發展戰略以及對行業的指導上。雖然政府已經提出到2015年非化石能源綜合減碳的目標要提高到15%，但這其中還包含核能。在發展目標上，我們跟國外先進國家還有很大差距，很多國家已經把發展可再生能源并逐步替代傳統化石能源，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任務，而且都在加快這個進程。中國的能源需求還在大幅度增長，現在是年32億噸標準煤，到“十二五”規劃末期預計到40億噸標準煤，2020年可能要到45億噸標準煤。如果還繼續以煤炭作為主要能源，對國家的綠色可持續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會帶來巨大壓力。如果還是認為以煤為主的能源局面不可能改變，這就會成為定勢。能源不應該再沿著老路、沿著不合理的結構去發展。只有通過清潔能源的發展，煤的清潔利用，以及限制總量。

   真正把發展可再生能源放在一個重要的戰略位置，需要拿出具體措施。

   盡管有《可再生能源法》，但中國的配套政策和國外比起來還有很大差距。例如光伏上網電價，此前遲遲沒有落實，2009年國家能源局就已準備提出1.15元/千瓦時的電價，一直到2011年8月，才公布了這個定價政策，遺憾的是，截止期限是到12月31日。政策不能只用半年，這個政策批準后要去建電站，做前期工作，總歸需要一定的時間，半年能干什么呢？現在造成的結果是一哄而上，不管適合不適合都要建，違背很多建設程序。

   除了電價政策以外，還有上網和金融信貸等方面的配套政策，國內亟待完善。德國對于不同地區、不同條件的電價政策，分得很細。中國的資源情況差別也很大，要對不同的資源情況、不同地區給予不同的電價補貼。德國在初始這幾年給的補貼很高，過幾年逐漸減少，風電會考慮陸上回收周期短，海上回收周期長，這是很符合客觀規律的。我們做規劃也不能靠拍腦袋想當然，或者靠現在有多少錢來決定。

   現有的一些政策只會有利于“國進民退”，國有大企業依靠其地位圈地，把價格壓得很低、因為它們擁有很大的裝機容量，可再生能源部分就算虧錢也沒關系。

   在管理體制上，我們還沒有適應新能源發展本身的規律和特點，還在用傳統的東西去套它，而不是通過創新找到新的發展模式。大規模電網、大容量機組，其實跟可再生能源本身的客觀規律是不一樣的，我們不可能都去建“陸上三峽”。風電的規律是不穩定的、分散的，國內也應該更多地走分布式、就地式的道路。在西部資源非常豐富的地區，集中發電把它送出也是可以的，但不能只用這種形式，或者就近建一些高耗能的企業，太陽能更應該是以分布式為重點。

   將來的新能源利用是多能互補的形式，不能只靠某一類來源，對每個地區的問題應該因地制宜。20年前國務院組織制定能源政策的時候，已經明確提出了“因地制宜，多能互補，綜合利用，講求效益”的十六字方針，這是中國發展新能源的一個基本指導方針，也是非常正確的。多能互補面臨的一個瓶頸是電網，現有的這種壟斷體制，并不利于新能源的發展，應該改革，當然現在改革的難度也很大。

   并不是說就不要發展高電壓，不要發展遠距離輸電，而是不能每個地方都用這種辦法。應該更多提倡就地消化利用，而且有的地方風多，有的地方太陽能多，有些地方是多種搭配的，應適應具體情況。

   技術創新方面，現在沒有形成真正的國家隊，都在企業。創新以企業為主體，但企業的研發無法代替國家層面的戰略性研究、基礎性和共性技術的研發。現在國內在一些核心的技術和裝備、前瞻性的技術上，與國外先進水平還有比較大的差距。實際上民間有大量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動，但不知往哪申報，如何得到政府支持。對于民間很積極的創新活動，我們需把它們集成起來。

   發展可再生能源，需要以前期資源評估為基礎的科學規劃。氣象局多次提出建議進行太陽能全國普查，但至今沒得到落實；風能的資源情況做了一些調查，但也比較粗略；到底哪里放風廠比較合適，相關土地資源利用也沒有具體的規劃；太陽能在城市如何應用，屋頂怎么用起來，也都缺少規劃。只是單純為了搶項目、搶電價，拼命快上。

   現在光伏行業國內市場沒有打開，在美國遭遇“雙反”，這也反映出了政策的失誤。國內產量這么大，又幾乎全部出口，給人造成的印象就是傾銷。

   啟動國內市場，要盡快解決分布式發電的瓶頸，而且要圍繞它加快各種示范工程的建設，比如屋頂光伏電站，或者社區和農村的小型光伏系統。目前發改委計劃建設100個新能源城市，還有兩三百個綠色能源縣。這個不能空談，要先做出示范來，按照不同地區、不同資源條件、不同經濟特點進行建設，在示范的基礎上逐步規范，形成工程和管理規范，然后進行大面積推廣。這些工作對于啟動國內市場是很重要的。

   電監會新上任的主席吳新雄2011年10月份在無錫曾經表態，電監會要從國家戰略出發，推動可再生能源產業的發展，加強監管工作。大家都知道難度很大，阻力很大，但這還是很有力的一個聲音，至少傳達了決心。第三方監管部門加強對可再生能源行業各個環節的監督、檢查，是很有必要的。同時，并網等問題不應由電網方面單獨制定標準，而應該是可再生能源行業和傳統能源行業相互協調，形成一個互補共存的局面。

   解決國內市場的問題，只能更堅定地推進落實《可再生能源法》中的相關政策規定，而且要保證一定的時間區段；要根據行業的特點，有一個更加明確具體的政策，到底補貼多少錢，怎么補貼最合適？要聽取業內的各方意見。

   比如選擇十家光伏企業，兼顧不同水平的公司，去進行成本分析，這完全都可以做到。

   現在的做法更多的是想用招標逼出低價，我認為這樣中國是無法真正培育戰略性產業的。當然不是說要用高價去培育，而是需要反映實際情況。合理成本、合理利潤、合理價格，那合理成本先要調查清楚，然后再給企業一個緩沖空間，也就是合理利潤，讓企業能夠擁有自我發展和提高能力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