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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全球經濟將延續債務危機沖擊、宏觀再平衡與結構改革的基調。發達國家特別是歐元區增長舉步維艱，全球市場的深度調整在所難免，抑制債務規模、穩定金融和擴大就業仍是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的必然選擇，新興市場國家則被迫進入自我再平衡。中國國內資產價格和消費物價的雙膨脹態勢已得到遏制，經濟增長的動力仍以投資拉動為主，但動力不足，結構性改革迫在眉睫。

　　展望2012年，預測中國全年經濟增長會保持在較高的8.4%左右，CPI下調至3.6%左右。宏觀政策重點將放在擴大居民消費、穩定實體生產和控制貨幣金融風險上，應密切關注隨時可能出現的國際形勢惡化。貨幣政策結束緊縮、回歸中性以保持宏觀調控的彈性空間，財稅體制等綜合改革需要繼續推進，通過提高民間收入比重、為企業減負、優化制度結構和生活環境，激勵消費擴張、實體經濟創新、產業并購整合、現代服務業發展等，推動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變革和穩定發展。

　　經濟增速的自主回調與結構再平衡

　　經歷了過去60年建設、30年改革和近十年國際化和城市化的高速發展，中國經濟實現了年均近10%的持續擴張，經濟規模躍升世界第二，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成為世界制造貿易大國和準現代化國度。但同時，經濟風險和社會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在累積。這些矛盾，從大的方面來看是“全面趕超”過程中的經濟目標與社會、自然約束之間的沖突，是國計與民生之間的沖突，也是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沖突。從經濟發展自身來看，則存在著生產與資源、外需與內需、投資與消費、實體與金融、就業與創新、增長與分享等多重結構性失衡。當前的問題不是速度而是持續的發展動力，需要減速增效、加緊改革。

　　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加快了中國經濟自主的結構轉變，促使中國經濟增長加速進入以內需拉動為主的時代。“十二五”規劃將經濟增長速度目標定為7%，有了一定的減速準備，也為結構再平衡和加大改革預留了緩沖空間。2011年中國經濟依然高速增長，但逐季度遞減。“十二五”開局之年在節能減排、轉變動力機制上仍然進展不夠，但在體制改革如稅收、財政改革上開始走出了堅實的步伐。對中國而言，伴隨著經濟基礎的根本性變化，以及正在發生的勞動力供給轉變和成本上升、分配結構調整、服務業發展、節能減排等過程，這輪宏觀再平衡要比以往更為深刻，一定會持續多年，這會在短期內直接降低經濟增長的潛在增長率約1-2個百分點。

　　近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動力仍主要是投資，特別是城市化基礎設施和房地產開發投資。在巨大的國際金融動蕩中，中國能例外地保持經濟持續較快增長，投資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但隨著2011年中國城市人口比重超過50%，城市化進程增速開始減緩，特別是近十年來土地城市化速度遠遠超過了人口城市化速度（2001年-2011年城市建成區面積和規劃面積比城市人口年均增長高50%-100%），未來向土地投資仍有潛力，但增速下滑。在2012年，地方融資平臺、鐵路和國企的高債務率都不得不面臨去杠桿化壓力，這會大幅縮減地方政府和國企的投資能力，同時許多城市對汽車和住房的雙重“限購”也抑制了居民的個人投資，雖然電力、水利、機場、道路和通信等大批在建、續建工程仍將保證，2011年約800萬套未完工、2012年還將新增700萬套的保障房建設對投資下滑也有一定緩沖作用，但政策主動調整所帶來的投資乏力仍是2012年經濟的主要壓力所在。消費則大致保持穩定且潛力巨大，但若經濟不景氣拉長，消費也可能會受累下滑，刺激消費會成為政策的重中之重。

　　中國已是全面開放的大國經濟，除了單純貿易盈余的影響，匯率和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外資流動、金融市場恐慌和貿易摩擦等都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健康，國際經濟衰退所帶來的外需沖擊也不可低估。2012年國際債務危機壓力重重，隨著歐洲債務危機深化和經濟增長的大幅下滑，以及美國經濟復蘇的推延，外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可能會在2012年再次成為負值。如果出現歐美經濟再次探底，則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最壞的情景為7.2%。中國近年已通過匯率改革、加工貿易轉型、引導FDI流向和加大進口等舉措來實現外部再平衡，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從2007年的近10%已下降到2011年的約2%，成效明顯。但全球經濟再平衡是一個長期過程，特別是全球分工體系的重構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這將是充滿摩擦的調整期。預期在“十二五”甚至未來十年，凈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都將處于較低水平甚至為負值。

　　因此，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減速預期已經形成。減速預期的背后，既有短期的債務危機沖擊、需求沖擊和去泡沫化等因素，更有中長期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調整和制度變革因素，因此伴隨著自主改革、主動減速所帶來的結構優化和效率提高，中國經濟仍將實現平穩較快增長，中長期前景仍然看好。

　　物價和資產價格變動趨勢

　　“十一五”期間的經濟高增長，是以通脹預期不斷上升為代價的。貨幣擴張與實體經濟部門的不平衡發展容易引發通貨膨脹。在資產部門吸收大量貨幣從而引發資產價格高漲、財富倍增的情況下，通貨膨脹也許還不那么明顯，但在資產泡沫逐步擠出、資產部門開始收縮之后，原先滯后的通脹壓力會出現集中釋放，2010年底以來的物價上漲便存在這種機理。同時，這一輪的物價上漲壓力還與農產品供給波動、全社會成本上升有關。隨著資源價格、公用事業部門改革，早期的一些價格抑制因素也將逐步得到釋放。因此，“十一五”以來的貨幣擴張、成本推動和資源、公用品等價格改革帶來的物價上漲壓力，仍會在2012年甚至在中長期內挑戰中國經濟發展的穩定性。

　　我國經濟的總杠桿率已經很高，存在一定的金融風險。一方面，M2/GDP長期畸高，不僅高于發達國家，也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在貨幣緊縮政策下，2011年該比例有所下降，但年末仍高達180%。另一方面，地方融資平臺和央企等由于融資便利，此前均自覺不自覺地提高了其金融杠桿率。2011年七月份的城投債違約觸發債券市場暴跌，債券融資出現很大困難，民間影子銀行利率水平隨之飆升；股票市場大幅下跌；很多房地產開發商在境內和境外美元債券市場的融資成本已上升到15%；一些投資者已通過購買主權信用違約掉期或人民幣看跌期權來對抗宏觀經濟與金融風險，此現象表明，我國金融市場的風險因素已在積累并開始顯現。

　　房價下跌會帶來經濟下行風險，但房價高漲所激發的民怨鼎沸更是不能承受之重，因此房地產部門的“去泡沫化”盡管痛苦，但卻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通過緊控“地根”與“銀根”，地方經濟的擴張沖動與市場投機行為都得到了明顯扼制，結合“綠色約束”，無效投資與低效投資將減少，因此中國房地產泡沫的破裂盡管會引發經濟下滑，但必將提升經濟效率。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經濟的基本面與美國有著巨大差異，房地產泡沫破滅所帶來的后果也會有所不同：中國的中央財政依然比較穩健，外匯儲備數額巨大，銀行體系以國有控股為主，在房地產熱潮中各商業銀行的放貸額度比較嚴格地控制在不動產的50%-70%（中國的銀行也不像美國銀行業那樣參與大量的衍生品交易），在本輪宏觀調控啟動、資產泡沫消減過程中，又及時增加了銀行撥備，因此中國的銀行體系至少可以承受30%-50%的房地產價格下滑。而且由于二三線城市占有房地產市場的主要份額，這些城市的真實需求支撐較強，因此大面積的債務危機與金融風險不可能出現。

　　2012年，資產部門的總體收縮還將持續，在間接融資緊約束不會有太大放松的情況下，資本市場（尤其是債券市場）仍存在較大發展要求。一個潛在的逆向信號是，2011年盡管中國內地和香港股市均大幅下挫，但中國再度超越美國，成為全球首次公開發行(IPO)籌資總額最高的國家，突顯出全球金融活動中心從西方向東方的轉移。歷史經驗表明，資產價格下跌和經濟減速期可能孕育著巨大的買入機會，因此與中國因素相關的人民幣資產及資源等，在2012年可能會再次成為國際投資者的關注焦點。

　　政策展望

　　2012年全球宏觀經濟政策的著眼點仍是債務和金融，但需要配合以就業政策和結構改革。國內一方面要謹慎應對經濟波動，另一方面力求實現“穩中求進”。

　　在貨幣政策方面，2012年貨幣政策基調將由“過緊”回歸“中性”。在物價壓力有所減緩的同時適度下調存款準備金比率非常必要，但應慎重使用利率手段。只有徹底扭轉實際負利率現象，投融資和宏觀經濟運行才有正確的資金成本信號，基于市場非扭曲配置的經濟結構調整和內生增長機制才可能真正實現。

　　要積極進行結構改革和制度變革，營造有利于經濟主體成長的更好發展環境。首先要調整稅制結構，提高直接稅比重，控制收入分配差距，推進個人所得稅綜合改革。逐步取消福利與戶籍的捆綁，建立一個廣覆蓋、可轉換的基本社保體系，穩定居民消費傾向。在增值稅擴圍后，應逐步降低增值稅稅率，鼓勵實體創新，促進產業升級和服務業發展。促進地方政府通過提高城市聚集和競爭力等方式獲得收益，改變過度依賴“土地財政”的行為。從土地城市化走向人口城市化，提高空間集聚效率，獲取城市建設、管理和公共支出等方面的規模經濟。

　　應大幅度消減制約居民消費升級換代的政策規定和行業管制。當前消費升級的核心是對現代服務業的需求，如金融、文化、安全等新興服務業，但這些需求受到行政管制，供給不足，而且中間環節多，交易成本高，部分商品的國內外價格倒掛與此不無關系。放松管制推進國內現代消費服務業發展，才能實現可持續的內生經濟增長。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經濟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