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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是實體經濟的主體，也是轉方式、調結構的主戰場，要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

　　●推進我國工業由大變強，最根本的是要在制度環境建設上下功夫，要加強戰略謀劃和頂層設計

　　●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是我國工業大而不強的癥結所在，要抓住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帶來的戰略機遇，充分發揮科技的引領和支撐作用

　　5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和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進行了第三十三次集體學習，胡錦濤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充分肯定了工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深刻闡述了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重大意義，對落實推進新型工業化的總體部署提出了“六個著力推進”的明確要求。圍繞如何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等問題，工業和信息化部黨組書記、部長苗圩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工業是實體經濟的主體，也是轉方式、調結構的主戰場，要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

　　記者：今年上半年我國工業經濟總體保持平穩增長，但也面臨下行壓力。在這樣一個重要時刻，強調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其重大意義是什么？

　　苗圩：當前，我國工業經濟運行整體呈現穩中趨緩態勢。今年前4個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1%，經濟運行中出現了很多新情況、新問題，需要我們認真分析和應對。在目前國內外經濟增長不確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再次重申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意義和重要性，不僅體現了當前穩增長、促發展的工作重心，也充分體現了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的戰略考慮。

　　工業是實體經濟的主體，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的主戰場。近年來消費者對工業產品的技術含量、質量檔次、健康環保、安全標準等方面要求迅速提高，與此要求不匹配的是，我國產業層次低、升級慢、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依舊十分突出。低端產品產能過剩，高端產品研發能力和產業化能力弱。企業組織結構不合理。在一些行業，企業規模小而散的現象比較突出，品牌影響力和國際競爭力難以提升，缺乏龍頭企業進行產業鏈整合，產業集中度低。企業創新發展壓力大。企業稅負較重，相當一部分工業企業面臨利潤微薄、經營困難局面，無力進行新產品研發和商業模式創新。

　　這些問題最終都會聚結為一種迫切需要，即要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要遵循工業化客觀規律，適應市場需求變化，根據科技進步新趨勢，積極發展結構優化、技術先進、清潔安全、附加值高、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現代產業體系。

　　要在制度環境建設上下功夫，引導更多的社會資本、技術、人才等要素投向工業經濟

　　記者：我國工業發展還面臨一些體制機制障礙，比如政府對生產要素配置及價格干預較多，產業開放程度還需提高，對小微企業的支持政策需要進一步落實等。未來10—15年，是我國邁向工業強國的關鍵時期。我們如何推進工業強國進程？

　　苗圩：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我國在體制機制上確實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矛盾和問題。推進我國工業由大變強，最根本的是要在制度環境建設上下功夫。

　　加強戰略謀劃和頂層設計，是當前促進工業發展新的重大課題。必須統籌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積極推動加強促進工業發展的制度框架設計，繼續堅定不移地深化大部門制改革，不斷完善政策法規體系。

　　還要大力營造有利于工業發展的良好環境。要加強產業政策與財稅、金融、貿易、投資、土地、環保等政策的協調配合，引導更多的社會資本、技術、人才等要素投向工業經濟。

　　日前，針對小微企業困難和矛盾，國務院提出了一系列財稅、金融、市場等政策措施。如在資金方面，提出逐年擴大中小企業專項資金規模，并向小型微型企業和中西部地區適當傾斜，今年為141.7億元；在稅收方面，提高了增值稅和營業稅的起征點，將小微企業減半征收所得稅政策延長到2015年底并擴大范圍等。要全面落實支持小型微型企業發展的財稅、金融政策，增強政策措施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大力加強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切實減輕企業負擔，不斷增強小型微型企業發展的動力和活力。

　　當前我國工業規模很大，但總體水平較低，要改造提升制造業、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

　　記者：“十二五”時期，我國已進入只有加快轉型升級才能實現工業又好又快發展的關鍵時期。怎樣完成這一重要任務？

　　苗圩：建設現代產業體系是新型工業化的重要支撐，本質要求是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增強產業核心競爭力，促進三次產業在更高水平上協調發展。要根據工業轉型升級總體要求，圍繞改造提升制造業、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瞄準重點領域和方向，集中力量盡快取得實質性突破。

　　當前我國工業規模很大，但總體水平較低。要立足現有企業和產業基礎，加強技術創新、技術改造、兼并重組、質量品牌建設，提高工業制造基礎能力、新產品開發能力、品牌創建能力、產業集中度，加快推動產業價值鏈從低端向高端躍升，建立新的產業競爭優勢。

　　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是我國工業大而不強的癥結所在，要抓住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帶來的戰略機遇，搶占發展制高點

　　記者：“十一五”期間，我國發明專利申請145萬件，超出前20年的總和。但是，另一項統計表明，2010年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經費支出僅占銷售收入的0.93%，遠低于發達國家3%—5%的水平。我們該如何提升工業的核心競爭力？

　　苗圩：“十一五”期間，我國依托工業企業設立了127個國家工程研究中心、729個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和5532個省級企業技術中心，企業發明專利申請數已占國內發明專利申請總數的53%。機械工業主要產品中約有40%的產品質量接近或達到國際先進水平。載人航天、探月工程、新支線飛機等領域取得一批重大技術創新成果。

　　但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目前，發達國家正加緊在新興科技領域前瞻布局，搶占未來科技和產業發展制高點的競爭日趨激烈，如果應對不當、貽誤時機，我國在新技術和新興產業領域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有可能進一步拉大。

　　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是我國工業大而不強的癥結所在。促進工業由大變強，關鍵是要充分發揮科技的引領和支撐作用。要抓住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帶來的戰略機遇，加強關鍵核心技術和共性技術攻關，依托科技重大專項，力爭在高端裝備、信息網絡、系統軟件、關鍵材料、基礎零部件等重點領域取得新突破。

　　推動科技創新，核心是要發揮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作用、增強企業創新動力。要支持和引導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加快建立企業主導產業技術研發的體制機制，推動形成一批由企業、科研院所和高校共同參與的產業創新戰略聯盟。

　　促進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加快推動制造模式向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服務化轉變

　　記者：在房地產和汽車之后，以下一代網絡、物聯網、云計算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應用，以及由此帶來的信息化與工業化的深度融合，能否成為拉動消費和投資新的增長點？

　　苗圩：2010年，我國實現軟件業務收入1.3萬億元、電子商務交易額4.5萬億元，分別為2005年的3.3倍和3倍。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正日益成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在動力。

　　伴隨著下一代網絡、物聯網、云計算、移動智能終端、智慧城市等技術的發展，信息網絡技術正在醞釀新的突破。未來，信息化與工業化的融合，信息網絡技術不僅將在研發設計、生產過程控制、節能減排、安全生產等領域的應用不斷深化，還會改變人們的日常生活，并創造出嶄新的消費和投資需求。

　　融合發展是新型工業化道路的鮮明特征，也是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重要動力。我們要充分發揮信息化在工業轉型升級中的支撐和牽引作用，深化信息技術集成應用，促進“生產型制造”向“服務型制造”轉變，加快推動制造模式向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服務化轉變。今年以來，工信部加快實施了“寬帶中國”工程，大力推進三網融合，加強物聯網等核心技術攻關，務實推進了物聯網產業化等工作。

　　一些地區過多依靠稅收優惠、財政補貼等手段來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這容易造成產業雷同、過度競爭

　　記者：近兩年，地方政府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熱情很高，據統計，已有上百個城市把物聯網作為發展重點，20多個省市在搞航空產業園……該如何防止盲目擴張和重復建設，實現傳統產業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互動協調發展呢？

　　苗圩：促進區域產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我們注意到，一些地區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性很高，不顧產業發展條件，過多依靠稅收優惠、財政補貼和提供低價土地等手段鼓勵投資、擴大規模。這種做法容易造成決策失誤、產業雷同、資源浪費、過度競爭等現象，放大新興產業發展的風險和代價，值得警惕。

　　著力推進協調發展，要按照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和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的要求，綜合考慮能源資源、環境容量、市場空間等因素，充分發揮區域比較優勢，加快調整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一方面，引導地區間產業合作和有序轉移，防止落后產能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另一方面，積極推動以產業鏈為紐帶、資源要素集聚的產業集群建設，深入推進新型工業化產業示范基地創建共建。

　　深化改革，完善反映環境損害成本的生產要素和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創造“中國制造”競爭新優勢

　　記者：面對更加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經濟環境，全力以赴穩增長、促轉型，努力實現工業平穩較快發展的引擎是什么？

　　苗圩：改革開放是經濟發展的巨大引擎，也是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強大動力。

　　進一步推進深化改革，推進行政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積極推動營造有利于工業經濟發展的財稅政策體系，健全工業經濟和金融良性互動發展機制。推動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和要素市場改革，完善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的生產要素和資源價格形成機制。

　　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努力創造“中國制造”競爭新優勢，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鼓勵實力強、資本雄厚的大型企業開展跨國經營、跨國并購和綠地投資，在全球范圍開展資源配置和價值鏈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