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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不少曾經“去工業化”的歐美國家，提出了“再工業化”的戰略。

　　“給我們的啟示就是，需要高度重視實體經濟對于一個國家的經濟安全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黃群慧對本報記者分析，“2011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也是基于這樣的共識。”

　　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推出十大產業振興與調整規劃，并于2011年12月30日正式發布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個工業規劃《工業轉型升級規劃(2011-2015年)》。

　　黃群慧認為，對于一個處于工業化中期后半階段的發展中大國而言，上述規劃更多限于從產業戰略層面來認識工業發展問題，還未上升到從基本國情高度和國家戰略層面認識工業發展問題。

　　近日，中國社科院完成了一項題為工業大國國情與工業強國戰略的課題報告，該課題組提出我國“已是工業大國但還不是工業強國”的基本國情判斷，并就如何建設工業強國，提出了系統的政策建議。黃群慧是該課題的主要負責人之一。

　　基本經濟國情已是工業大國

　　《21世紀》：你們所做的課題，對中國的基本經濟國情有怎樣的基本判斷？

　　黃群慧：我們認為，中國基本經濟國情已經從農業大國轉變為工業大國，但還不是一個工業強國。

　　從經濟現代化進程看，我們研究發現，到2005年，中國的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由人均GDP、三產結構、制造業增加值占商品增加值比重、人口城市化率、第一產業就業人數與占比等綜合指標構成的一個評價方法)為50，這表明中國剛剛進入工業化中期的后半階段，工業大國國情與該階段相匹配。這意味著，總體上中國的基本經濟國情已經從農業大國發展成為工業大國。

　　但是，從發展質量看，我國還不是一個工業經濟強國。具體來說，我國工業生產技術水平和研究開發能力與世界先進水平還有較大的差距，缺乏技術儲備，關鍵生產技術落后，技術進步投入少，技術進步體制存在問題；工業結構亟待升級，加工裝備制造業發展緩慢，高新技術產業所占比例低，附加值高的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比重低；工業勞動生產率低，工業管理現代化水平低；還缺少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世界性著名品牌的大型跨國公司。

　　這些問題綜合體現在我國工業現代化水平還比較低。據我們測算，2005年前后我國工業現代化綜合指數(由全員勞動生產率指標、技術先進性指標、產業組織合理化指標、國際化水平指標、信息化水平指標、可持續發展水平指標構成的一個綜合評價工業發展質量的指數)只有40左右。這意味著我國工業現代化水平只相當于國際先進水平的40%，我國要實現工業現代化還任重而道遠，我國還遠不是一個工業強國。

　　《21世紀》：基于這樣的國情，我們是否制定了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型的國家戰略？

　　黃群慧：2000年《中國工業發展報告》的主題就是“中國新世紀戰略——從工業大國走向工業強國”，如果以此作為理論界正式提出工業強國戰略的概念，那么到現在中國的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的進程已經推進了12年。但是，在國家戰略規劃和政策設

　　計的實踐層面，專門的工業強國國家戰略一直并沒有正式提出。

　　2011年12月30日，國務院正式印發《工業轉型升級規劃(2011-2005年)》，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個把整個工業作為規劃對象的規劃，但是該規劃立足接續“十大產業調整與振興規劃”、立足工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是一個階段性規劃，而不是針對工業強國的戰略規劃，沒有具體提出我國工業強國目標的實現時間和步驟，也不是一個長期規劃。

　　因此，我們建議，我們應當盡快制定一個工業強國的戰略規劃，內容包括使命、環境和條件分析、目標及其分解、實現時間和步驟、具體任務、所需條件、推進措施等，其中重點任務有三項，一是建立現代的產業體系，二是建立先進的技術創新體系，三是建立高效的管理體系。

　　生產性服務業是三產協調的關鍵

　　《21世紀》：那么具體而言，如何通過促進中國的產業結構進行轉型升級，從而建立我國的現代產業體系呢？

　　黃群慧：2010年中國三次產業比例分別為10.2%，46.9%，43%，第一產業占有相當的比例，現代化水平較低；二次產業比例較高，工業中重工業所占比“十一五”期間一直在70%以上，工業結構重型化凸顯，還沒有完成從資本密集向技術密集轉型；同時，服務業比例較低，尤其是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發展還比較落后。

　　一方面，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升關鍵取決于工業發展和工業現代化，另一方面，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的根本目標也在于促進工業結構的高級化。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剛頒布的《工業轉型升級規劃(2011-2015)》就意義十分重大。

　　從工業強國建設看，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戰略使命和發展定位有所轉變。第一產業的戰略使命主要體現在對工業發展的技術需求方面和市場貢獻方面，也就是要通過給農業以資金支持，大力提高農民的收入，從而增加“三農”對工業技術和產品的市場需求，進而促進工業的發展。而第三產業的戰略使命和發展定位主要體現兩個方面，一是使其成為吸收富余勞動力主要渠道，既要吸收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又要承擔由于工業現代化水平的提高、工業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改善而產生的工業富余勞動力問題，二是通過大力發展現代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服務化，推進我國工業結構的高級化，并進一步為我國由工業強國到服務業大國奠定基礎。

　　《21世紀》：在推動工業結構高級化的過程中，你提到要大力發展現代生產性服務業，對此該如何理解？具體有哪些建議？

　　黃群慧：生產性服務業是我國三次產業協調發展的關鍵，我們必須把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作為真正的戰略性產業來大力發展。從國際上來看，發達國家制造業競爭力的提升，離不開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從企業層面看，產前的市場和定位調研服務等，研發中的設計服務、創意服務、模具服務等，生產中的工程技術服務、設備租賃服務等，營銷中的物流服務、網絡品牌服務、出口服務等，都具有增強產品差別化和區分競爭對手的作用，從而強化企業的定價能力和控制市場能力。同時運輸、電信、商業、金融保險等生產性服務業具有很強的外部經濟性，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的基礎設施。生產性服務是制造業的重要“中間投入”，如英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制造業對生產性服務業的依賴程度為16.71%，比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1.67%提高了10倍。

　　為了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我國要從體制機制改革、財政金融政策支持、產業組織方式創新、提升對外開放水平等方面入手采取綜合配套措施。

　　在產業組織方式創新方面，積極推進工業企業分離發展服務業，引導和鼓勵部分制造企業向服務化方向轉型，促進制造業企業向產業鏈的兩端拓展。具體而言，要強化研發、設計、營銷等環節，推進研發、設計、營銷、物流和售后服務等環節的外部化發展和專業化發展，提高企業專業化程度和運作效率，擴大對生產性服務的需求。另外，從產業政策上，還要引導生產性服務業向集聚化、專業化、高端化方向發展。

　　在提升對外開放水平方面，一方面要提高我國服務外包企業與國外高端服務供應商的合資合作水平，促進我國服務業的技術引進和管理創新，另一方面還要積極有序承接生產性服務業國際轉移，大力吸引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研發中心、設計中心落戶我國。

　　技術創新領域存在缺陷

　　《21世紀》：您提到工業強國戰略的另外一個任務是建立先進的科技創新體系，那么您認為中國在技術創新方面存在哪些問題？

　　黃群慧：與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相比，我國技術水平還比較落后，創新能力還有待加強，整體上還沒有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尤其是核心技術自主性很差。

　　從研發投入看，2008年OECD國家平均研發強度為2.33，美國、德國和日本的研發強度分別為2.89、2.64和3.42，我國只有1.54，到2010年也只達到1.71；從關鍵技術自給率看，中國的紡織機械、高端機床、高速膠印機、集成芯片制造設備和光纖設備制造設備產品進口分別達到70%、75%、75%、85%和100%；從專利看，2010年我國申請的國際PCT專利12337件，僅相當于美國的1/4、日本的1/3。2004到2006年，美國、日本、德國分別掌握了納米技術領域的43%、17%和10%的專利，占到全部專利的70%，而中國在納米技術領域掌握的專利微乎其微。

　　我國產業創新體系創新主體缺失集中反映為共性技術平臺的缺失。共性技術是指在很多領域內已經或未來可能被普遍應用，其研發成果可共享并對整個產業或多個產業及其企業產生深度影響的一類技術，它為企業開展自主創新提供基礎技術平臺。由于共性技術在經濟上表現為公共產品，因此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共性技術供給不足的問題，從國外經驗看，政府、行業協會和同業聯盟是從事共性技術開發的主要力量，而企業只是共性技術的使用者。共性技術平臺的缺失，導致了我國企業技術學習難度加大，技術開發成本大幅度提高，延緩了企業真正成為技術創新主體的進程。

　　《21世紀》：那么，應當如何改善我們的技術創新體系？

　　黃群慧：首先，應當加快三類共性技術平臺建設。這三類技術分別是：一是戰略共性技術。戰略共性技術處于競爭前階段的，具有廣泛應用領域和前景的，有可能在一個或多個行業中得以廣泛應用的技術領域，如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領域的基礎研究及應用基礎研究所形成的技術。二是關鍵共性技術。這是關系到某一行業技術發展和技術升級的關鍵技術。三是基礎共性技術，這能夠為某一領域技術發展或競爭技術開發作支撐的，例如測量、測試和標準等技術。

　　具體而言，在加強共性技術平臺建設上，一方面要發揮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作用，積極介入共性技術的擴散及其轉化。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技術中介，為共性技術的擴散與推廣發揮作用。另外，還要促進共性技術在不同層次上的共享。

　　再者，加強產學研合作，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一定要避免產、學、研在創新功能上的混淆。要改變大學和政府興辦的科研機構的科研立項制度，加強對基礎研究的資助力度，逐步轉變大學和科研機構過多承擔企業委托課題的狀況。

　　《21世紀》：現有的管理體制還有許多方面不適應工業強國戰略要求。對此，您認為在體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黃群慧：現在，我國形成了一個與工業大國相適應的管理體制，這個體制重視工業數量擴張，而忽視工業質量提升，但這個體制不適應工業強國戰略。目前，工業領域的發展受到發改委、工信部門、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科技部門、經貿部門、土地部門和城建部門等多頭管理，需要建立一個多部門統一協調的工業強國戰略實施的管理體制。

　　我們必須看到，工業體制的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還涉及到行政管理體制、財政金融政策、教育管理體制改革、人才管理體制改革、科技管理體制改革等多方面，最重要的一點是應堅持市場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