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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下旬，無錫國家傳感信息中心再次開園，啟用一期32萬平方米新載體。入駐該園區兩年多的物聯網企業——盈達聚力科技有限公司，終于能將其在深圳的研發團隊也一同搬進新辦公樓，在無錫實現研發、測試和生產一體化。

　　據悉，盈達聚力將深圳研發團隊移至無錫后，明年即可實現銷售翻番超億元。由于政府提供了寬敞的辦公環境、優惠公司注冊和人才落戶條件，像盈達聚力這樣搬至無錫的企業并不在少數。截至目前，傳感信息中心已入駐企業190多家，其中物聯網企業100多家。

　　作為長三角重要的高新制造業基地，無錫正在通過多項優厚的條件吸引著物聯網、新能源等新興產業要素的積聚。而這，正是整個長江三角洲地區產業轉型的縮影。

　　每一次危機都孕育著機會，中國的制造業升級之路在長三角地區尤為顯著。

　　初嘗甜頭

　　低成本優勢曾為中國帶來了“世界工廠”的稱號，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制造業產值占全球的19.8%,高于美國的19.4%,成為全球制造業產出最高的國家,但在宏觀經濟環境低迷之下,“中國制造”在成本上升和出口萎縮雙重夾擊之下進退兩難,中國企業不甘心在價值鏈低端掙扎,開始積極向上游發展。

　　如何提高“中國品牌”的含金量?擁有全國最大的交通樞紐、最齊全的城市群落和最完備的產業資本，長三角區域無疑身負中國制造升級和做強的重任。

　　德勤中國發布的《德勤中國制造業競爭力調查2011》報告顯示，在對企業新建工廠選址傾向分布的調查中，長江三角洲在全國諸多的區域中依然排名第一。

　　最近幾年，江蘇的產業升級和轉移卓有成效。上海經過一兩年的GDP墊底陣痛，高端制造業和生產型服務業也逐步顯現后勁。而正在飽受產業空心化的浙江部分區域，正在嘗試重新回歸實體經濟強省的序列。“這幾年，蘇南和上海企業主動創新的優勢非常明顯，人才、研發能力強。而全國其他區域，比如北京，雖然這一區域的高校云集，但人才優勢主要體現在基礎研究，與長三角尚有差距。珠三角的人才優勢也稍顯遜色。創新能力，將成為長三角保持長期優勢的關鍵。”區域經濟專家、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研究員劉奇洪說。

　　在這輪制造業轉型升級的賽跑中，江蘇無疑走在前面。

　　據統計，今年上半年江蘇省實現GDP2.5萬億元，同比增長9.9%，高出全國平均2.1個百分點，并延續了過去幾年領跑長三角的勢頭。“這幾年，江蘇的制造業發展強勁，是整體經濟增幅較快的主要因素。”華頓經濟研究院院長沈晗耀分析。

　　在過去的幾年中，江蘇在本土傳統企業和引進高新技術企業層面都有長足進步。

　　劉奇洪曾做過統計，蘇南地區的江陰、張家港、宜興、常熟、太倉等縣域，很多當地企業的前三名，都有鎮辦甚至村辦企業。比如江陰華西村、張家港的永鋼、宜興的三木集團、常熟的隆力奇、波司登。這些本土企業主要分布在鋼鐵、化工、紡織等傳統行業。“這些多由原村辦、鎮辦企業改制過來的民營企業，曾經開創了著名的‘蘇南模式’，并能夠堅持主業、堅持實業，不斷地對接新技術、新市場，從村鎮走向全國。”劉奇洪說。

　　與傳統制造業相對應的，以蘇州、無錫等滬寧線的城市，則聚集了包括物聯網、IT、新能源等新興產業。

　　這些產業，主要通過引進外資或海歸人才而得到發展。比如無錫，政府主導的五三零計劃引進施正榮創建尚德、陳陽的美新半導體等高科技公司，而稍晚的物聯網產業中心政策，則吸引了電信運營巨頭和大批物聯網人才和公司。“人才的引進，最大的基礎是當地的軟環境，包括創業和落戶的環境。”“相比于上海和杭州，蘇南的土地、教育資源相對豐富，所以當地在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吸引條件也相對豐厚。”劉奇洪說。而在某種角度上看，在過去幾年中，江蘇坐商模式的厚重經營傳統，也使得企業能夠堅持主業，做大做強制造業。“有些企業為了追求豐厚的利潤，放棄實業，轉向投資甚至是投機的行業，這是非常短視的。企業只有依靠自主創新，不斷打造核心競爭力，才能獲得真正的長遠發展。”波司登董事長高德康在參加今年江蘇省兩會時說。

　　轉型陣痛中

　　陣痛不可避免。

　　上海，這座中國曾經最重要的工業城市，在進入21世紀的頭幾年就因為房地產泡沫的出現，實業成本急劇上升，發展勢頭日漸式微。

　　這座經濟之都由此需要承受陣痛，來遷出大量高耗能、高污染產業，騰籠換鳥，引進更多擁有高端技術和品質的生產企業。過去兩年間，上海的GDP增速，都排在全國倒數第二。

　　不過，來自上海統計局的數據表明，今年上半年上海經濟對房地產、重化工、勞動密集型等產業的依賴度已經明顯降低，來自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輸出則日漸增強。

　　而受困于外貿市場萎靡、人力成本上升和民營企業融資難等諸多方面的因素，浙江省的經濟在過去幾年中，則呈現出過早衰退的現象。

　　這一區域的典型是地處浙南的溫州和臺州。在過去二十年完成原始積累后，一部分實業家變成了新興資本家，滲透到許多民營的制造業和房地產業中。但隨著近年外貿形勢的一再惡化，迅速升值的房地產成為他們的寵兒，并形成了聲勢浩大的炒房團和開發商。

　　但向來不佳的民企融資環境，使得在全球金融危機中迅速失去市場的溫臺企業難以為繼，橫跨金融和實業的結構性缺陷，又使得產業空心化的趨勢愈發嚴重。 “浙江企業家骨子里是充滿活力的，”劉奇洪說，“我幾年前就向浙江省有關人士建言，應當利用浙江省綿長的海岸線和島嶼群，發展海洋經濟。但因為種種原因，這一塊直到現在才開始被接受。”

　　即便如此，2011年全國工商聯評出的中國企業500強中，江浙企業占比約50%，從數量上看，浙江甚至超過江蘇。

　　而隨著房地產調控使企業資金流進一步惡化，地方政府開始深刻認識到實體經濟的基礎性地位。不久前，浙江省召開的經濟會議上強調，要讓“資金向實體經濟投放，空間為實體經濟預留，人才向實體經濟集聚，領導力量向實體經濟加強。實體經濟發展狀況將成為今后市縣考核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