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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鋼鐵行業實現粗鋼產量3.9億噸，比去年同期增長7.4%；粗鋼平均日產高達215.4萬噸，按此測算全年鋼產量將達到7.86億噸。屢創新高的產能再次將鋼鐵產能過剩問題推上了風口浪尖。

　　在日前舉行的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四屆六次常務理事會上，新一任中鋼協會長徐樂江直面這一問題，并表示，產能過剩是包括鋼鐵在內的中國制造業面臨的普遍性問題，鋼鐵行業尤為典型，但不要妖魔化鋼鐵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

　　他直言，中國鋼鐵行業目前還屬于輕度過剩，預計嚴重過剩將在“十三五”期間到來。對此，鋼鐵業界必須未雨綢繆，做好最壞的打算。

　　嚴重過剩或在“十三五”

　　公開的統計數據顯示，在2000~2012年的13年間，中國的鋼鐵產能利用率在2006年以前基本都在80%以上，只有2002年超過了90%，達到92.41%；2006年以后，鋼鐵行業產能利用率回落到80%以下，并且基本維持在75%～80%。

　　縱觀世界各國，“產能充分利用率”通常根據不同產業的特征和生產組織水平確定，例如歐洲和日本分別為75%和78%。

　　“中國鋼鐵業規模龐大，回旋余地大，因此我國鋼鐵業的產能利用率達到80%就屬于充分利用。如果以此為標準，那么2006年以前中國就不存在鋼鐵產能過剩的問題，2006年以后直到現在，中國鋼鐵業也只是輕度產能過剩。”徐樂江表示，75%～80%之間的產能利用率屬于輕度產能過剩，70%～75%之間為中度產能過剩，而低于70%就是嚴重的產能過剩。

　　徐樂江提醒說，歐美日等發達國家歷史上都出現過鋼鐵產能利用率低于60%的極度過剩，并且這一時期都在本國鋼鐵需求增長出現拐點、鋼鐵產量出現峰值之后到來。

　　在徐樂江看來，我國目前鋼鐵需求盡管增長率明顯下降，但還未出現負增長，產量峰值還未到來，但這一拐點和峰值為期不遠，預計在“十三五”期間出現。

　　關于能否避免可能即將到來的產能嚴重過剩階段，徐樂江坦言，沒有把握。“號稱完全市場經濟的國家都沒有幸免，我們依靠行政手段提前預警或許能夠躲避。但全行業要警覺起來，等出現極端嚴重過剩時再采取措施就晚了，損失也更大了。”徐樂江表示，既然有前車之鑒，我們就沒有無動于衷的理由，現在開始未雨綢繆，盡可能避免這種極端嚴重過剩情況的出現；同時也要做好最壞的打算，要有行政調控失靈、行業產能利用率低于60%的心理準備。

　　辯證看待產能過剩

　　徐樂江認為，產能過剩是一個行業發展的必然階段，也是產業發展的必然結果。對于中國鋼鐵業來說，如下一些因素加劇了產能過剩矛盾。

　　一是GDP政績觀下的產能擴張沖動。鋼鐵的行業特性決定了其對地方GDP的高貢獻度，各地爭相將鋼鐵列入支柱產業。一般而言，鋼鐵企業均為當地的最大工業企業，不僅貢獻了當地巨大的GDP總量，還貢獻了大量稅收，緩解了就業壓力，使得各地都有做大做強鋼鐵產業的強烈愿望。

　　二是片面追求規模競爭效應導致鋼鐵企業越來越龐大。由于中國鋼鐵企業缺乏市場化并購，許多稍有規模的鋼企都抗拒被并購而謀求自我做大，中國大鋼廠的誕生主要依靠增量產能而不是對存量產能的吸收合并，導致中國鋼鐵產能隨著中國鋼鐵企業的規模迅速膨脹。

　　三是我國的間接融資體系導致中小鋼鐵企業一味“跑馬圈地”。企業規模越大，其在大中型銀行主導的間接融資體系中的融資能力就越強，越能在全面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因此，對于中小鋼企來說，擴大規模是其生存的無奈手段，這也是近幾年大量中小民營鋼鐵企業迅速膨脹的一個原因。

　　此外，鋼廠設計建設的嫻熟高效也為催生大量鋼廠創造了條件。現在中國的冶金設備大多實現國產，中國冶金建設技術的突飛猛進使得投資建設一座現代化鋼廠不再是一項復雜浩大的工程，不僅投資成本大大降低、建設周期也大為縮短，使得鋼鐵行業的實際進入門檻大幅降低。

　　在徐樂江看來，目前中國鋼鐵業產能過剩的演變狀況與當年西方老牌鋼鐵大國基本相似，不同的是，由于中國鋼鐵業體量過大，相同的產能過剩率造成的絕對過剩量使得其危害性被放大。

　　對于業界有關取向硅鋼、高強度汽車板等高端產能也出現過剩的說法，徐樂江予以了否定。他認為，這是混淆了產量過剩與產能過剩的不同概念。產能過剩是一個產業長時期處于供大于求狀況，并伴隨著這個產業從成熟走向衰退；而產量過剩是一個階段性現象，源于需求突然受到抑制而出現的短期供大于求。

　　去產能必須摒棄行政手段

　　徐樂江認為，產能過剩是一個行業性問題，僅憑單個企業的力量無法化解，中國鋼鐵業去產能化必須摒棄行政手段，以市場化為原則。為此，他提出了五點建議。

　　一是放開鋼鐵行業準入的行政審批限制。產業的準入限制造成了人為的“稀缺”假象，大量民營資本反而會不惜手段違規進入這個行業，而現實中行政審批中的權力尋租與緩慢低效大大降低了合規資本進入的效率。因此，一旦放開行業準入限制，投資者進入會更加謹慎，資本效率也會明顯提高。

　　二是政府要制定嚴密的“游戲規則”，并按規則辦事。允許資本自由進入鋼鐵行業并不意味沒有任何進入限制，政府的責任是制定嚴格的準入標準。對新建企業要有嚴格的能耗、排放、質量等標準，對存量產能要有限期改造符合新標準的期限。通過嚴格的環保監管，促進鋼鐵工業加快結構調整，轉型升級。要充分利用現有法律、法規，對嚴重違法的生產企業嚴刑竣法，堅決打擊假冒偽劣鋼材生產。

　　三是建立并完善鋼鐵資本退出的交易平臺。資本的自由進入必須與資本的自由退出相對應，解決產能過剩問題還需要產業資本自由退出的交易平臺。當前我國鋼鐵產業中國有資本占據半壁江山，國有鋼鐵企業多為巨無霸型的龐然大物，資本的流動性差，又有諸多政策限制。

　　四是鼓勵市場化的減量并購重組。傳統并購重組的目的是在規模上實現1+1>2的效果。然而，迄今為止我國鋼鐵業并購重組多在行政主導下實現，并且以近親式的行政區域內重組為主，這種兼并重組絕大多數是增量重組，謀求規模擴大，即使重組過程中淘汰了部分落后產能也會被更多的新增產能所覆蓋。因此，國家應出臺鼓勵鋼鐵企業開展市場化減量重組的政策，并對兼并重組中削減淘汰的落后產能給予企業一定補貼或一定年限的稅收減免。

　　五是學習和借鑒歐美日鋼鐵去產能化的經驗，增強企業自律。日、歐、美等國鋼鐵行業都曾面對產能過剩的行業發展難題，但由于不同國家的體制基礎和行業情況的差異性，其治理的基本思路和政策措施各有所異。盡管中國鋼鐵產業的發展模式以及市場境遇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從嚴重產能過剩中走過來的歐洲、美國和日本鋼鐵產業最值得中國同行學習的地方就是企業的自律精神。由于無序競爭，中國企業削減產量和產能的自律性差，結果是“多敗俱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