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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十四五”工業綠色發展》明確了工業領域對推動實現碳達峰的重要影響，以及發展目標和任務舉措。近期，部分地方、行業在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誤區，應引起高度重視。在相關政策制定落實過程中，堅持系統觀念，加強整體統籌，立足發展實際，處理好發展和減排、降碳和安全、整體和局部、短期和長期、國際和國內等多維度關系。

　　工業是推動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重要領域

　　日前，國務院印發的《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將工業領域碳達峰行動列為十大行動之一，提出工業是產生碳排放的主要領域之一，對全國整體實現碳達峰具有重要影響。工業領域要加快綠色低碳轉型和高質量發展，力爭率先實現碳達峰。工業和信息化部印發的《“十四五”工業綠色發展》，將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引領作為基本原則，提出“十四五”期間要為2030年工業領域碳達峰奠定堅實基礎，并把實施工業領域碳達峰行動作為引領性任務舉措。

　　工業是支撐我國經濟社會全面綠色低碳轉型的關鍵。一方面，工業是消耗能源資源和產生排放的主要領域。我國工業能源消費量占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65%左右，全年工業用電量占全社會用電量的67%，水資源消耗量約占全社會用水量的20%。另一方面，工業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必需的技術、裝備、產品，其供給質量和綠色化水平是全社會綠色低碳轉型的支撐和保障。

　　實現“雙碳”目標應避免六大誤區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要堅定不移推進，但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項多維、立體、系統的工程，當前，工業領域綠色低碳轉型面臨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綠色低碳技術裝備儲備不足、綠色貿易壁壘風險加大等問題，亟需立足發展實際，加強整體統籌，合理提出碳達峰任務目標，避免陷入以下誤區。

　　誤區一：我國應借鑒發達國家減少制造業比重、增加服務業比重的路徑實現碳達峰

　　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主要發達國家隨著發展階段演進和高碳產業轉移先后實現“自然達峰”。2020年，我國已基本實現工業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有觀點認為，我國應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加快調整一、二、三產業結構，降低制造業比重、提高服務業比重，從而實現碳達峰。這種觀點值得商榷。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還在深入發展，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任務還很重，能源消費仍將保持剛性增長。在大國博弈日益激烈、全球產業鏈生態重構的趨勢下，我們不能照搬發達國家去工業化的達峰路徑。事實上，發達經濟體實現碳達峰的路徑也不盡相同，比如，日本、德國始終保留了較高比例、在全球具有競爭優勢的制造業。2019年德國發布的《國家工業戰略2030》提出到2030年德國制造業比重從23%提高到25%的目標。工業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在“雙碳”目標約束下，這一定位也不應該動搖。要防止進入“脫實向虛”的誤區，保持制造業比重基礎穩定，保障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把新發展理念的要求貫穿于工業發展的全過程、各領域，推動工業化向更高水平邁進。

　　誤區二：部分地方和行業盲目 “搶頭彩”“攀高峰”

　　一些地方、行業、企業執行碳達峰碳中和不尊重實際，存在“搶頭彩”心態，設定目標過高、脫離實際。比如，某些地區在沒有協調好能源安全性和經濟性的前提下，片面強調零碳方案、打造零碳社區、大搞零碳行動計劃。有的地方對高耗能項目搞“一刀切”式關停。也有一些地方認為碳達峰前要先碳沖鋒，可以在2030年前抓緊上一些高耗能、高排放項目，達峰后再考慮碳中和。我國區域和行業發展仍存在較大差距，“雙碳”工作應著眼全局從總體上算大賬，堅持全國一盤棋，統籌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發展實際，合理提出碳達峰任務目標，做到有保有壓、允許有增有減。

　　誤區三：風電、光伏已實現平價上網，工業用能應加快實現可再生能源大規模替代

　　我國工業用電量占全社會用電量67%左右，提高電網的綠色能源占比是工業領域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途徑。近年來，新能源發電成本大幅下降，2020年，我國陸上風電、集中式光伏電站平均度電成本較10年前下降約40%、80%，在部分地區，風電、光伏已經逐步實現與火電成本持平，但這僅意味著在發電側實現了新能源與火電成本持平，如果更大規模新能源接入電網，將大幅增加電網靈活性改造成本，也將加大電網安全穩定運行風險。從規模來看，光伏發電和風電僅占全部發電量9.5%左右，調整和優化現有能源結構的回旋空間小。總體來看，新能源短時間內難以支撐未來電力消費增量和減碳任務，需統籌化石能源清潔高效利用、新能源就地消納和提升綠色電力占比等多種途徑，推動工業領域綠色清潔高效用能。

　　誤區四：傳統節能潛力收窄，對實現“雙碳”目標貢獻不大

　　“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期間，規上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累計下降率分別達到26%、28%、16%，能源消費強度下降趨勢放緩。部分行業專家認為，隨著節能工作持續推進，鋼鐵余能余壓利用、水泥磨機改造等投資少、效益高、行業見效快的大型節能技術改造已普遍實施，在現有工藝流程條件下節能技術改造帶來的降碳潛力在收窄。事實上，國家節能低碳領域相關技術推廣目錄中，仍有大量技術推廣比例較低，節能降碳技術本身還有較大潛力沒有釋放出來。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傳統行業融合發展帶來能源資源效率提升，正成為節能降碳增效的重要途徑。現階段仍然要扎實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節能工藝改進、節能技術創新，而不是寄望于某種新技術可以一勞永逸解決問題。節能和能效提升改造具有明顯經濟優勢，是當前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條件下推動實現“雙碳”目標的低成本路徑。

　　誤區五：金融機構將“雙碳”目標簡單理解為減少“兩高一資”行業貸款，高耗能行業綠色低碳改造難以獲得融資

　　金融機構對“兩高一資”行業企業的信貸投放客觀上存在諸多限制，近期，甚至有煤電項目遭金融機構抽貸斷貸。當前的綠色金融相關支持政策也難以覆蓋鋼鐵、建材、石化化工、有色金屬等傳統行業低碳轉型的經濟活動。截至2020年末，我國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11.95萬億元，比年初增長20.3%，主要用于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約占60%左右，遠高于工業節能節水環保項目和節能環保服務的額度。“雙碳”目標約束下，亟需針對傳統行業低碳技術改造提供精準的金融政策支持。

　　誤區六：忽視“雙碳”工作國際環境影響

　　當前，國際政治輿論和學術圈頻繁報道中國碳排放問題，這些結論主要由西方國家科研及政府機構發布，基礎數據不透明，核算方法和參數多基于西方國家標準，其經驗因子和數值并不適用于中國實際情況，使得國際機構對中國排放的估算普遍較高，被媒體和學者大量引用，對我國“雙碳”工作外部環境造成不利影響。其根源在于我國現有核算體系難以適應新形勢和支撐相關科學決策，在氣候變化情景模擬及綜合評估模型開發和應用方面仍處于起步階段，在IPCC歷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采納的全球綜合評估模型體系中鮮有中國模型。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國際環境，加強國際合作，發出中國聲音，形成既是國際通用語言，又符合我國實際的話語體系。

　　政策建議

　　一、優化調整產業結構

　　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保持制造業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比重，避免制造業空心化的傾向。根據社科院相關課題研究，到2030年，我國制造業占GDP的比重應保持在約30%的水平為宜[1]。堅決管控“兩高”項目盲目發展，完善能耗“雙控”差別化管理措施，對于涉及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保障民生等領域的項目納入國家重大項目能耗統籌范圍，設立白名單制度，避免“一刀切”式減碳，加大工業經濟下行壓力。

　　二、推動工業領域綠色清潔用能

　　鼓勵氫能、生物燃料、垃圾衍生燃料等替代能源在鋼鐵、水泥、化工等行業的應用。推動電解鋁等企業向清潔能源富集地區轉移。嚴格控制鋼鐵、化工、水泥等主要用煤行業煤炭消費，鼓勵有條件地區新建、改擴建項目實行用煤減量替代。積極爭取財政資金支持工業綠色微電網示范重大項目，在具備條件的工業企業、園區，統籌建設廠房屋頂光伏、分散式風電、多元儲能、高效熱泵、智能控制系統等，推進多能高效互補利用。擴大電氣化終端用能設備使用比例。

　　三、持續深挖工業節能降碳潛力

　　加快重點用能行業的節能技術裝備創新和應用，持續推進典型流程工業能量系統優化。依托企業、園區能源管理中心、工業互聯網平臺，匯聚能源、碳排放相關數據，提升碳排放管理數字化水平。發揮中央企業、大型企業集團示范引領作用，開展深度脫碳技術示范，率先在可再生能源、新型儲能、智能電網、零碳低碳工業流程再造、氫能、CCUS等重大低碳技術方面加快創新和產業化。

　　四、推動財稅金融政策精準支持工業綠色低碳轉型

　　發揮經濟和產業政策調節作用，對實施短流程煉鋼、水泥窯協同處置廢棄物、電解鋁企業清潔能源替代等節能降碳項目在電價、稅收、碳配額、信貸等政策方面予以傾斜。優化關稅結構，鼓勵高附加值、低碳排放產品出口，減少高碳排放產品出口。制定出臺金融支持工業綠色低碳專項政策，由產業和金融管理部門共同建立工業綠色項目庫。研究轉型金融政策，明確行業范圍、低碳屬性界定標準。大幅提高綠色金融和轉型金融占比，并納入MPA考核體系。

　　五、加強“雙碳”工作基礎能力建設

　　推進碳排放數據核算體系建設、綜合評估模型研發，提升我國在碳中和領域的國際話語權。鼓勵有條件的企業積極利用工業互聯網、大數據等信息技術，構建碳排放數據計量、監測、分析體系。培育一批技術能力強、有較高權威性的第三方核查機構，為企業提供碳排放核算支持。做好碳邊境調節機制等政策進程跟蹤分析，加強與歐盟等有關方面溝通，磋商構建雙邊互認的碳核算體系，積極尋求對話空間。通過貿易政策審議機制、爭端解決機制等途徑堅決維護我國正當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