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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過去40年中國經濟發展是在開放條件下取得的，未來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也必須在更加開放條件下進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不動搖，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以來多次提出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高水平對外開放，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持續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穩步拓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基本形成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是黨中央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作出的戰略抉擇，是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

　　高水平開放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綜合國力大幅躍升、開放型經濟競爭力顯著增強，要素稟賦、產業結構、科技創新水平顯著提升，要求構建與高質量發展階段相適應、要素稟賦相匹配的開放新格局和新體制。尤其是我國經濟發展仍面臨關鍵核心技術短板、礦能資源依賴進口、新舊動能交替、結構性矛盾突出等制約因素，加之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和預期減弱三重壓力，迫切要求通過高水平開放構建暢通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此外，我國面臨的國際環境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增大，重大風險挑戰與日俱增，要求通過高水平開放趨利避害，為高質量發展創造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一是當前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已經形成，發達國家仍是規則主導者。隨著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一體化發展和數字經濟蓬勃興起推動國際經貿規則加速創新變革，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美墨加協定（USMCA）、《歐盟-日本經濟伙伴關系協議》（EPA）為代表形成了高標準自貿協定，其基本特征是，邊境規則向邊境后規則發展，邊境自由開放與邊境后公平開放緊密結合，其目的是塑造高度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二是當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相互依賴的總體趨勢沒有改變，但在數字技術發展、地緣政治等多重因素影響下，國際產業格局將進入新一輪調整重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的本土化、近岸化、區域化、分散化重組趨勢正在加速，維護供應鏈安全成為重中之重。三是當前數字技術引領的新技術革命和新產業革命加速推進，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強勢崛起，在帶動全球產業、貿易和投資創新發展的同時，也迫切要求構建全球數字治理規則體系。

　　進入新發展階段，高水平開放以制度型開放為引領，勢必將通過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不斷完善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動開放型經濟從規模速度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高水平開放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

　　高水平開放以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為主線，著力通過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實現動力變革、效率變革、質量變革。

　　高水平開放為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體制提供改革動力。通過邊境后規則改革確立競爭性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建設公平競爭、規范有序、創新活躍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能夠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通過借鑒國際市場經濟治理的成功經驗和模式提高政府效能，有利于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通過對標國際經貿規則深化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推動國有企業做優做強做大，有助于形成我國參與國際競爭新優勢；通過對接國際數字治理規則不斷完善我國數字治理體系，能夠提升我國數字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高水平開放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穩定安全的供應鏈保障。我國經濟已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體系，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首先要在開放條件下進行，這與改革開放之前的內循環模式有本質區別。為此，一方面要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形成內循環為主的大國經濟發展模式；另一方面要建設與國內市場無縫連接的國外大市場，才能保證產業鏈供應鏈體系總體安全。制度型開放將實現貿易投資高度自由化，通過規則對接將提升要素流動型開放水平，有機連接兩個市場、匹配兩種資源、打通內外循環堵點，尤其是滿足國內不具備的商品和要素供給，構建起高質量的外循環體系使之為內循環賦能，從而延伸產業鏈、穩定供應鏈、強化創新鏈，提升我國價值鏈分工層次。

　　高水平開放為自主創新提供全球優質要素供給。創新是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制度型開放有助于進一步營造尊重人才、尊重知識產權的良好創新生態，能夠更充分地利用全球人才、技術、知識、數據、資金等創新要素和技術成果，引進跨國公司的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和新的經營管理方式，發揮其外溢效應，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人才是創新的核心要素，海外領軍人才是促進全球技術轉移的關鍵因素，通過創新引智引才體制將為我國大規模吸引全球人才營造良好環境。

　　推動高水平開放的著力點

　　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為引領拓展國際市場新空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行穩致遠，構建更緊密、更廣泛的利益共同體，不斷擴大朋友圈；加快“一帶一路”自貿區建設，推動規則標準軟聯通；加強西部陸海新通道和中歐班列建設，構建中西部面向“一帶一路”的貿易大通道。

　　以擴大中西部開放為重點促進區域開放平衡協調發展。加強沿海、內陸、沿邊地區開放優勢互補和相互促進，構建海陸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布局。深挖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潛力，推動其由開放洼地走向開放高地，積極承接加工貿易轉移，培育全球加工制造基地；把發展數字貿易作為提升中西部開放水平和促進產業、貿易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抓手。

　　以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都市圈為高地推動制度創新和開放型經濟轉型升級。強化國家重大戰略與高水平開放的互促機制和聯動效應，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成渝雙城經濟圈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等戰略規劃的協同開放。

　　以擴大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開放為牽引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提高服務業開放水平是增強產業競爭力和維護供應鏈安全的關鍵，要把推動數字技術、研發設計、醫療健康、文化教育等領域開放作為改善供給側結構、滿足消費升級需求、推動制造業轉型和發展數字經濟的重要支撐。同時，以促進制造業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服務化轉型為目標提升制造業開放質量，提高先進制造業利用外資水平，吸引跨國公司研發設計中心、供應鏈管理中心、數據中心、結算中心等服務體系。

　　以加強開放創新合作推動自主創新。支持頭部企業構建全球創新平臺，引導我國企業融入全球創新鏈，大力發展研發、工業設計、跨境電商等各類數字化平臺，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組合全球創新資源；以產業鏈供應鏈為依托構建開放的創新鏈，尤其要注重發揮外資企業在技術引進中的獨特優勢、在構建全球創新鏈中的黏合劑作用、在組合全球創新要素中的內引外聯作用，與發達國家構建以產業鏈供應鏈為紐帶的技術合作新模式；建立吸引海外人才創新創業的綠色通道機制，完善在薪酬待遇、長期居住、子女入學、出入境便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

　　以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推動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重點對標CPTPP規則加快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改革，推動貨物貿易提質增效、服務貿易創新發展、數字貿易超前布局，“引進來”與“走出去”相互促進。在貿易方面，繼續降低貨物貿易關稅水平，完善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為發展數字貿易新業態新模式、全面提升貿易數字化水平營造良好政策環境。在投資方面，完善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繼續壓縮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逐步取消合資、國籍等強制要求和歧視性待遇，切實做到準入準營，加強國際化爭端解決機制建設，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法治環境。切實發揮自由貿易試驗區和海南自貿港的先行先試作用和制度集成優勢，賦予更大改革自主權，對標CPTPP規則進行開放壓力測試，打造制度型開放高地。

　　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建設并發揮引導作用。截至2022年3月我國已同26個國家簽訂19個自由貿易協定（FTA），應積極擴大雙邊和區域自貿協定，尤其要擴大與發達國家的自貿區建設，繼續推進中日韓自貿區建設、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落地，按照高標準規則打造自貿區升級版，著力構建面向全球的自貿區網絡，與世界共享我國開放發展成果。多邊貿易體制和區域貿易安排是驅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兩個輪子。要堅定不移維護WTO多邊機制的核心價值，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支持WTO改革；在G20、APEC、金磚國家等多邊平臺中發揮建設性作用，支持IMF、世界銀行發揮協調作用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推動CPTPP、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談判進程；RCEP是我國參與區域合作的重要平臺，對于我國拓展面向東亞東南亞的區域產業鏈體系具有戰略作用，同時為我國加入CPTPP奠定規制改革基礎，應積極推進實施并發揮主導作用。

　　統籌開放發展與安全。充分考慮疫情與地緣政治沖突影響疊加等因素可能引發的經濟、金融、貿易沖擊及網絡攻擊、數據泄漏、糧食能源危機等風險，加快完善頂層設計，健全風險預警監測防控體系，出臺有力有效的反制措施，切實維護國家安全、人民安全、政治安全、金融安全、網絡數據安全、能源資源安全、糧食安全、公共衛生安全、海外資產安全等。擴大石油、礦產等能源資源進口儲備，完善外商投資國家安全審查、反壟斷審查、國家技術安全清單管理、不可靠實體清單等制度，尤其要注重防范國際金融危機引發的系統性金融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