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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標題是褚健，不是褚時健，盡管兩人有點相似，和王石一樣，很多人都為他們抱不平。

最近，有評論將王石的命運和一位在看守所關了3年的中國科學家聯系起來，這位科學家是浙江大學原副校長、中控科技創始人褚健。

他和王石正好相反，王石在1988年萬科改制時放棄了股權，今天面臨股權之爭，而褚健在2003年獲得了科研院所改制而來的中控的股權，今天被提起公訴。有人感嘆，這股權真是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

王石（左）、褚健（右）

先不說王石當初不拿不該拿的根本談不上“放棄”，真正能屬于他的股份本來就很小。后來的混合制設計，他既享受國企的好處，又有私企的自由，卻無視股東利益，今天被算賬，有什么不對的嗎？

未決的懸案

褚健案則完全不同，這是一個放在歷史中看，將來依然有意義的案件。褚健案案情復雜，涉及面廣，難有定論。先來交代一下案情經過：

2012年，有匿名信舉報褚健論文抄襲、當校長期間貪污數億、向國外轉移資產、亂搞男女關系等罪名。中央巡視組開始對高校進行巡視，浙江大學恰好被選為巡視單位，褚健被調查。

2013年1月，第二輪調查啟動，國家審計署上海特派辦對褚健在浙江大學的科研項目和中控集團進行審計。2013年3月，全國數百個高校領導、院士以及浙江省廳局級以上的領導，收到更大規模舉報信。

2013年10月褚健被拘捕。當時他已經進入院士候選，正在等待第二輪答辯。

2014年4月，王成、鐘山、蘇君紅和周立偉四位工程院院士聯名給國家安全委員會上書，為褚健陳情。

2014年8月，浙江省檢察院反貪局完成偵查后制作了起訴意見書，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主要罪責集中在2003年校企產權私有化過程中的問題。

2015年2月，檢察院對褚健提起公訴，檢方認為褚健方受讓的股權涉嫌侵吞國有資產，存在貪污以及行賄行為。從偵查機關調查的情況看，褚健在擔任浙大副校長8年的時間里，未涉貪腐問題，轉移資產純屬子虛烏有，褚健個人生活也沒有問題。舉報信和起訴書差別巨大。

今年6月16日，法院通知，褚健案再次延長審限三個月。該案已經被延期五次，至今尚未開庭。

有人說，褚健案敏感，今天是褚健，明天會是誰，沒出事的人怕不怕？當然，這不是同情褚健的理由，別人沒有被追究，不等于不能追究褚健，但也決不能造成冤假錯案。

那么，褚健到底有沒有侵吞國有資產？由于采用收益鑒定法(用該股權交易未來若干年的預期收益，而得出當年的股權價值)，得出褚健當年收購價格過低，褚健的律師給出一個比喻：“把一個蛋孵成了雞，讓雞生蛋，繼而養成了雞場。現在，有人找你算賬說那只蛋賣便宜了。”長期研究企業發展史的吳曉波則說：“官方從來都沒有公布過非違規法則，但企業的發展需要產權的清晰，誰都在違規，可是只有一兩個人被處罰，這就是制度性的問題。”

和王石那時的謹慎不同，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數以百萬計的國有企業進行了非國有化改革，造成國有資產嚴重流失的情況恐怕不勝枚舉。同樣是科研院所改制成科技公司，聯想改制、東軟改制，都是從1993年啟動，那時確實是“摸著石頭過河”，同樣是1993年，褚健受命創辦了浙大工業自動化公司，這也是中控系的前身。

事情也在起變化，1999年10月，中央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問題的決議》，提出國有企業在改革中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而未提國退民進、產權明晰化的說法。2004年，郎咸平提出反對MBO（Management Buy Out，即管理層收購），挑起國企改革爭論，“郎顧之爭”讓經歷過改制的企業家們聞風喪膽。

不過從前面交代中不難看出，褚健現在被揪住這個問題，只能說是“意外收獲”，并非舉報者的本意。除了褚健的管理團隊，當年被浙大要求按同一份文件、同一個價格改制的，還有現在的浙大網新的趙建，而趙建并沒有出事。褚健案震動最大的，不僅是經歷過改制的企業家，還有科研人員。汪楢生院士就曾問：“我非常關心褚健案。一個知名大學的副校長，一個有成就的學者，這樣不明不白地抓了快兩年，不審也不判，到底是什么說法？”

被夸大的使命

褚健是工業自動化領域最有成就的科學家之一，而且難能可貴同時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他被拘對國家的科研損失是巨大的。褚健創辦的中控起先做的是DCS（分布式控制系統）產品，國防武器裝備、石油石化、核電、電網、高鐵、三峽大壩等等，很多重要設施都要依靠這種“工業大腦”指揮運轉。中控的出現，打破了當時國內的DCS系統被國外品牌壟斷的狀況，國外品牌的價格只剩最初的1/3。因其重要性，中控被商務部列為禁止被外資收購的公司。

褚健還牽頭完成了高速工業控制網絡EPA技術，這是中國自動化領域第一個國際標準，后來也被納入制造業大國德國的國家標準。

褚健想把中控做成中國的霍尼韋爾。2011年，褚健賣掉了自己在中控集團9%的股份創辦中易和，這不是一家賺錢的公司，但最有戰略價值，鎖定了軍工自動化、新能源、節能產業、機器人等幾大新興戰略科技產業領域。例如，太陽能光熱的研發項目“又是一個世界難題”，而中易和于青海德令哈建設的50MW塔式太陽能熱發電站，為中國第一座商業化運營的太陽能熱發電站。據探視過褚健的律師稱，褚健在獄中得知中易和被賣的消息后，痛心疾首，一再強調中易和是極為重要的資產。

褚健的最新研究領域是控制系統的信息安全，中控被認為是“我國唯一可以與美國抗衡的自主知識產權的國家工業控制系統信息安全領域的高科技企業”。2010年，發生了“震網”病毒攻擊伊朗布什爾電站控制系統事件，伊朗2000多臺核燃料鈾濃縮離心機失控炸飛，這批離心機采用西門子pcs－7控制系統。這印證了國家、軍隊信息化建設依賴國外裝備的危險性，深受震動的褚健著急了，盡管高管有分歧，這類項目短期不可能盈利，“應該是國家干的活兒”，中控還是投入巨資做研究，并且取得了重大進展。

這也是為什么，多名院士、專家聯名致信國家安全委員會“緊急報告”，認為中控集團“國內最為領先”的自動化控制技術及信息安全技術研發若受影響而延緩，“后果不可想象”。報告的結語是：“這些實驗首先印證了某國具備的攻擊能力。其次，褚健帶領的產學研一體化研發隊伍具備綜合優勢，他們結合信息技術和工業自動化控制技術，已經掌握了對工業控制系統網絡方面的重要能力，在我國目前最為領先。”

2013年底，青島市黃島的戰略儲備油庫和輸油管線發生爆炸，褚健此時已經被捕，他給國家安監總局寫了一封信，想提醒調查一下是否與工業控制系統安全有關。但這封信沒有如他所愿地送出看守所。

是誰舉報了褚健？

褚健被舉報，有人猜測是學術恩怨，可能是浙大的老師舉報了褚健。褚健曾執行學校的人事制度改革，這項改革分流了浙大30%左右的教職人員，以引進新鮮血液。

有人猜測是商業利益，可能是覬覦褚健財富的人。2011年中易和成立時，褚健已經擔任浙大副校長，按照相關規定，他不能持有公司股份。于是他選擇了讓公司高管代持股份。這成了一個考驗人性的舉動。有人說褚健太理想化，看不到別人的需求，2008年中控上市失敗，就有人對他不滿，褚健被捕之后，中控在公司層面幾乎沒有做努力，一些想積極為褚健奔走的人被潑了冷水。

褚健很早就設計了股權獎勵計劃，他的股權這些年一直在稀釋。但知情人士說，有一些人認為自己的股權太少。“我從未見過一家股權變更如此頻繁的企業。”資深商業顧問黃惟洪在對褚健被捕前中控集團及旗下公司歷年股權變更進行分析后發現：公司成立初期，基本均由褚健解決資金投入，待公司運營正常后，“創始人的持股比例逐漸縮小”。

實際控制人長期缺位，更讓外部民間資本借機想爭搶中易和，不僅僅是中易和，中控集團旗下所有的公司在股權上都有相同的問題（《中國企業家》2015年10月5日）。另據《財經國家周刊》報道，正泰和巨星這兩大中控主要的外部股東，其負責人均在浙江省工商聯擔任要職。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為浙江省工商聯主席，巨星科技董事長為浙江省工商聯副主席。據報道，褚健被捕之后不久檢察院要求中易和股東配合“退贓”，中易和及高管們都拿不出那么多錢交給檢察院，這時巨星科技出現了。浙江省高檢扣押的1個多億，全部來自巨星。

還有人猜測，是境外勢力和國內的買辦勢力，前者是為了用司法漏洞打擊中國民族高精尖龍頭企業領軍人，后者則可能與前者勾結，拿掉這顆擋在財路上的絆腳石。褚健被捕之后不久，北京和利時公司創始人、大股東王常力離開了北京，公司董事長也換了人。據業界人士透露他一直在新加坡。和利時是工業自動化領域的另一家龍頭企業，原屬于電子部六所，也經歷過改制。中控與和利時在DCS專攻方向上不同，中控主攻化工行業，而和利時主攻電力行業。這兩位行業領軍人物的遭遇，令人唏噓。

對于褚健的“懷璧之罪”，吳曉波說，褚健的遭遇有非常大的典型性，幾乎所有在高校內從事產學研工作的人都有極強烈的共鳴。他感慨，中國科學家與硅谷科學家相比，最悲哀的正是，我們需要“奮斗”的東西實在太多了。盡管國家在科技成果的產業化開發上一直大力扶持，成績斐然，盡管不能就此把制度層面的漏洞歸結為對高校科研體制的拷問，但相比已經成為媒體熱點的王石的去留，褚健的命運確實值得更多人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