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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中葉發生在英國的工業革命，不僅使人們生產力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擺脫了原有“馬爾薩斯陷阱”的束縛，即有限的技術進步所帶來的財富增長迅速被后來的人口增長所消耗的困境。而且工業革命的發生也促進了近代社會經濟增長方式的改變。人類社會從原來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強調的，依靠社會分工和貿易帶來財富的增加，逐漸轉向依靠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使經濟實現了增長方式的改變。此外，工業革命也促進了生產組織方式的改變。機器大工業逐漸替代了傳統手工工場，工業化的發展也促進了城市化的興起。與此同時，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也隨著工業革命而發生巨大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西方世界迅速崛起，最終導致19世紀初東西方世界出現所謂的“大分流”的產生。

由于歷史發展路徑依賴效應的影響，時至今日，工業革命在很多國家和地區的影響依然持續存在。因此，一些經濟史學家，如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格里高利·克拉格教授，認為人類歷史中其實只發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后開始的工業革命。世界也只有工業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業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

然而，在我們肯定工業革命影響的同時，一個傳統而經典的問題也應運而生，這就是“工業革命為何在18世紀的英國，而不是在中國？”特別是，很多學者如馬克·埃爾文認為，早在11世紀中國就已經高度商業化，具備了工業革命產生的前提條件，但是為何中國沒有發生工業革命？對此問題眾多學者給出了不同的解釋。在此，希望通過對現有這些假說的梳理，并從中尋求答案。

關于“工業革命為何在18世紀的英國，而不是中國？”主要解釋有以下幾個重要假說。首先，基于地理差異的要素稟賦假說認為，工業革命的本質就是動力革命。生產的動力從原來的風力、水力、畜力，逐漸被利用燃料而產生的動力所替代。其中最受益的行業為紡織業、紡紗業等。動力革命使紡紗工人的生產率大大提升，同樣的要素投入，現有紡紗工人的生產效率是原來手紡工人的40倍。所以，燃料的原材料，特別是作為蒸汽動力主要來源的煤炭資源，成為工業革命是否能夠發生的關鍵。因此盡管18世紀經濟較為發達的荷蘭和中國江南地區，但缺乏煤炭資源，自然不能導致工業革命的產生。然而，針對這一地理資源決定論，很多學者對此提出異議。如格里高利·克拉克和大衛·杰克斯認為，煤炭業蓬勃發展更可能是工業革命的結果，而非原因。因為有以蒸汽為動力的蒸汽機廣泛使用，才使煤炭資源變得非常重要。

關于工業革命起源的另一重要解釋是市場整合假說。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來，全球貿易體系逐漸在歐洲確立。新舊大陸的經濟聯系也逐漸增強。不僅美洲作物在舊大陸得到傳播，17-18世紀形成的“三角貿易”也不斷在美洲、歐洲和非洲進行。巨大的貿易把歐洲、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聯系在了一起。因此，歐洲相對完備統一的市場成為工業革命的又一重要前提決定因素。然而，這一假說也受到了挑戰。近期科羅拉多大學的薛華教授及其合作者，利用1742-1795年中國南方10個省份121個府級地方市場米價數據，以及17-18世紀歐洲主要城市糧食價格數據，通過測算不同地區糧價之間的相關系數的方法發現：在工業革命前夜，中國市場的整合程度顯然要比歐洲好很多，而且隨著市場距離的增加，中國不同地區的價格相關系數下降速度也要比歐洲慢得多。此外，通過計算不同地區糧食價格的標準差發現，在18世紀中國南部各府之間糧食價格的標準差遠遠低于同期歐洲15個主要城市的價格標準差。這表明中國與歐洲相比，市場整合發育程度不相上下，而且似乎中國更加整合。這一發現進一步表明了市場發育程度差異并非是英國最先導致工業革命的原因，但這也不可否認大航海時代造就的全球商業網絡對后來歐洲工業革命后產品的銷售和市場擴張扮演的重要角色。

除市場發展程度以外，技術創新與供給也是解釋工業革命為何發生在英國的重要假說。關于技術創新問題在中國又被冠以另一稱謂，即“李約瑟之謎”。“李約瑟之謎”主要是說中國科學技術成就在歷史上嘆為觀止，世界領先。例如中國歷史上的“四大發明”對西方世界產生較大影響，甚至被弗朗西斯·培根稱為西方世界從黑暗時代走向現代社會的最重要的發明。然而，為什么在14世紀中國科學技術領先于世界，但在近代特別是17世紀卻被西方所超越呢？對此問題，林毅夫教授認為，在前現代社會大多數技術發明是基于工匠們的個人經驗，而科學發現只是由少數天才在觀察自然世界時做出的特例。到了現代社會，技術發明則主要是專業訓練的科學家基于科學知識通過實驗而完成的。

因此，在前現代社會，技術是人口規模的一個增函數，即一個社會的人口越多，經驗豐富的工匠可能越多，這類工匠越多，科學技術可能越先進。而中國古代社會恰恰是這種依托人口規模而獲得科技領先的典型實例。然而進入現代社會，中國的科學技術依然靠經驗，而在科舉制度下，具有較高天賦的人往往投身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不能從事科學技術的研究工作。而在17世紀的西方社會，科學革命已經開始，科學技術的發展依靠科學實驗來獲得發展。因此，技術創新模式的差異，導致了近代時期中國社會技術創新供給上落后于西方社會，這一差異也導致工業革命未能產生在中國的原因。

此外，另一個非常具有解釋力的解釋是制度創新假說。英國在完成工業革命之前已經進行了商業革命和貿易革命。因此，很多經濟學家如阿西莫格魯等認為，英國之所以發展起來，不僅僅是由于商業貿易發展的結果，而是與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系列制度變革有關。早期海外貿易的代表葡萄牙、西班牙多以國家利益和皇權為主要驅動力，而英國與荷蘭的貿易探險則是以公司為主要驅動力。因此，從貿易中興起的商人，很早便參與到國會的政治活動和政策制定之中。政治與商業的結合導致商人力量的強大，他們有能力對一系列經濟、財政制度進行干預和改變。特別是在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之后，光榮革命推進了英國現代國家制度的形成。國王要增加稅收必須經過國會同意，國王的征稅權力也被大大制約。此外，私人合法產權也被有效界定。

隨著英國國家能力的加強，公共財政制度帶動了英國的公債市場的發展，由政府特許經營的英格蘭銀行也在此時獲得設立，倫敦金融市場地位得到提升，甚至成為比荷蘭阿姆斯特丹更大的金融中心。這一切導致了17世紀英國的財政與金融革命。反觀中國，17-18世紀的中國依然在中央集權僵化的政治體制下發展。雖然具有較為龐大和通過科舉考試形成的文官體系，但皇權依然至高無上，推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念。

通過對以上關于工業革命起源主要解釋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并非某單一條件可以單獨推動工業革命的產生。但至少可以看到，技術與制度創新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果沒有技術進步，人們便不可能走出馬爾薩斯陷阱，工業技術革命也無從談及。但比技術創新更加重要的則是在工業革命發生之前，英國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的一系列變革。商業貿易下政治制度的改變，以及私人產權的確立和金融與財政制度的建立，更加為工業革命的產生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所以可以看到，盡管其他因素也可能是導致工業革命最先在英國發生的重要條件，但在18世紀東西方政治經濟制度上的差異在這些條件中將占有更多的解釋權重。（作者系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