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廠”有必要向東南亞轉移嗎？
http://www.moduwu.com 2016-12-06 11:50 來源：復旦管理
導讀：雖然東南亞勞動力低廉，但也有一些隱性成本不容忽視。學者們通過構建博弈模型總結出了管理啟示，為站在十字路口的企業提供了建議。
在全球供應鏈環境下，供應商的選擇將直接影響企業的競爭力，因此一直是備受矚目的問題。作為“世界工廠”，中國曾經吸引了大量的外資，很多中國工廠也因此成為了無數跨國企業的供應商。
然而近幾年，伴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急劇上升，許多企業開始重新思考他們的全球采購策略：是否有必要將外包轉移至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國家？
一、制造業向東南亞轉移趨勢
據《經濟學人》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工人每天的平均工資是27.5美元，遠遠高于印度尼西亞的8.6美元以及越南的6.7美元。根據2015年8月波士頓咨詢報告，相比于美國，中國目前的制造成本優勢已縮水至5%以下。
該報告以美國為基準，分析并比較了全球前25大出口經濟體的四項關鍵維度——工人工資水平、勞動生產率、能源成本以及匯率水平。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直接導致中國代工廠優勢降低。
如今，大量的制造業轉移到了東南亞地區。比如，瑞典時裝零售巨頭H&M已將成衣生產廠從中國搬到了緬甸；2015年微軟將諾基亞的手機制造工廠遷往了越南；2013年時，三星表示為了保證一定的利潤水平，將在越南北部設廠，將越南打造成三星未來的制造基地。
除了大量國外名企重新選擇戰略合作伙伴之外，部分國內知名企業也青睞于東南亞的低勞動力成本，如港資服裝制造商利華成衣集團在越南設廠，取代深圳的工廠為優衣庫生產衣服。
中國作為曾經的“世界工廠”，有完整的重化工、輕工業體系，政局穩定，國家宏觀調控能力強，優勢明顯，但其曾經最誘人的成本優勢似乎已逐漸喪失。
二、低成本的“隱憂”
雖然東南亞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具有顯著吸引力，但是我們必須考慮產業轉移后遇到的問題，尤其是一些隱性成本不容忽視。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指出東南亞國家聯盟的進出口成本（關稅，港雜費，內陸運輸費等）比中國貴24%，而且其整個進出口過程的時間比經合組織平均高出66%，效率很低。
此外，東南亞的社會政治環境并不穩定，潛在風險高。2014年，在越南的反華抗議中，至少有15家外資工廠被焚燒，導致供應鏈斷裂，對企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再者，東南亞地區的工人生產積極性相對較低，厲以寧教授在2015年年底寫過一篇文章——《東南亞工人沒有中國工人好》，文中提到，東南亞工人缺乏紀律，學習積極性不高。因此，對企業而言，健全員工的培訓體系，提升員工的專業技能，激發員工的勞動積極性，任重而道遠。
另外，東南亞地區，電子產品，消費品以及汽車行業的非關稅壁壘高，基礎設施相對于中國較薄弱。以上所有都在無形中增加了生產成本。
盡管從表面上看，在東南亞地區設廠能夠減少勞動力成本，但事實上，真正的成本孰高孰低，尚不明朗。企業選擇從東南亞地區進行采購時，不應該忽視這些隱性成本，尤其是在隱性成本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時。這種不確定性會導致企業與供應商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企業很難得知供應商的真實成本，因此可能會危害企業利益。
三、何去何從
企業究竟應該去哪里采購或設廠呢？東南亞采購價格低，然而在各種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下，真實的采購成本存在種種不確定性。相比而言，中國采購成本高，但是多年的合作使彼此之間的默契度上升，交易成本的透明度提高。那么企業應該如何去權衡？是青睞并不明朗的低成本，還是選擇高度透明的高成本？
分別來自墨爾本大學、復旦大學、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學者邵魯生、吳肖樂、張付強，通過構建一個貝葉斯博弈模型來分析該問題，總結了一些管理啟示，為站在十字路口的企業提供建議。
該模型考慮兩家相互競爭的企業，比如兩家目前都與中國供應商合作的企業。模型中有兩類供應商，第一類供應商的生產成本固定、透明，相當于中國的供應商，長期的合作使企業非常了解中國供應商的成本結構；另一類是東南亞的供應商，初次合作，真正成本高低并不為外界了解，或為高成本，或為低成本，但其平均成本假設低于中國供應商的成本。企業和東南亞供應商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只有供應商知道其真實成本，企業只能對供應商的成本進行估計。
企業需要做出選擇，是繼續與中國的供應商合作，還是轉而從東南亞進行采購。
如果他們選擇繼續與中國的供應商合作，接下來需要決定運營決策，即訂購量或價格；如果他們選擇轉戰東南亞，需要將信息不對稱因素考慮進去后選擇和東南亞供應商的合作機制，并且制定相應的運營決策。
通過分析該模型，作者發現企業是去是留是一個復雜的決策過程，與諸多因素相關，比如潛在市場大小、成本不確定性程度以及市場競爭強度等。接下來，我們將對影響因素逐個展開分析，為企業提供一些啟示。
1.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對企業的影響
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對于目前在中國采購的企業來說，似乎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正因為如此，才會有企業選擇轉移至東南亞。
然而根據三位學者的研究，如果中國的成本增加適中，且部分企業轉而從東南亞的供應商處進行采購，那么有可能這對于繼續留在中國采購的企業，以及轉到東南亞地區采購的企業，都有益而無害。這是因為成本的增加使得在中國進行采購的優勢逐漸下降，但成本增加在一定范圍的時候，僅會使部分企業進行轉移成為最優策略。
在差異化的采購策略下，企業的運營策略也會產生差異性，這使得企業間的正面競爭強度降低，對雙方都有利。這意味著，如果成本增加適當，企業不需要盲目跟風，一部分企業轉移至東南亞，另一部分企業繼續在中國采購將可能是一個雙贏的選擇。
2.潛在市場大小
潛在市場的大小會影響企業對供應商的選擇。當潛在市場逐漸增大時，一方面, 東南亞供應商更低的平均成本顯得更有吸引力；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因為企業與東南亞供應商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當潛在市場逐漸變大，這種信息不對稱導致企業需要轉移給東南亞供應商的利潤逐漸增多。
研究表明，后者往往起到一個決定性的作用；故市場增大時，企業逐漸從偏好東南亞的供應商轉移至偏好中國的供應商。
也就是說，如果潛在市場較大，那么企業最好按兵不動，繼續與中國的供應商進行合作；如果潛在市場較小，企業可以考慮轉移到東南亞地區，開始一場新的征程。如果市場大小適中，競爭企業間可采取差異化策略，我們將看到有些企業按兵不動，而有的企業將轉移至和東南亞供應商合作。
3.成本不確定性程度
相比于中國的供應商，東南亞的供應商提供更低的平均采購成本，但由于東南亞地區的基礎設施不完善，社會政治局面不穩定以及經濟環境動蕩，成本存在不確定性。
目前，東南亞國家當局為吸引外資，正致力于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各項法律法規，以減少各種風險與不確定性。此外，伴隨著企業與當地供應商的頻繁合作與深入交流，成本不確定性勢必會逐漸降低，而成本不確定性的降低是否一定意味著東南亞供應商變得更有吸引力？
研究表明在競爭環境下未必。一方面，隨著成本不確定性降低，對手能夠更精準地預測企業的運營決策，企業的相對優勢逐漸減少；另一方面，因為信息不對稱性的存在，成本不確定性的降低對企業而言是有利的，因為企業可以更好地掌控供應商。綜合這兩方面影響，東南亞地區的成本不確定性降低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供應商的吸引力。
如果當前東南亞地區的成本不確定性程度很高，即使成本不確定性下降，那么企業還是應該留在中國，繼續與中國的供應商合作。因為當成本不確定性處于高位時，轉移到東南亞地區帶來的負面效應大，反而會使企業的收益降低。
如果當前東南亞成本的不確定性處于低位，那么隨著成本不確定性的進一步下降，企業選擇與東南亞的供應商合作成為最優的策略，因為此時降低不確定性帶來的正效應高。
如果當前東南亞供應商成本不確定性處于中位，那么鑒于成本不確定程度降低，企業最好選擇同一個地區的供應商，特別是如果市場較大，應該保持原來的采購策略，選擇中國的供應商；如果市場相對較小，應該策略轉移，選擇東南亞的供應商。
4.東南亞供應商成本之間的相關性
東南亞地區的供應商如雨后春筍般建立起來，供應商的成本水平參差不齊：位于同一地域的供應商因所處的社會經濟和供應鏈環境類似，彼此相似度高，成本水平相近；而處于不同地域的供應商可能獲得的政府支持或商業機會不同，成本水平差距大。
如果東南亞地區的供應商差異化較大，則競爭企業均選擇從東南亞地區進行采購會降低它們的正面競爭帶來的負面影響。但是從長期來看，勞動密集型供應商之間的差異化會逐漸減小，這對于選擇從東南亞采購的企業而言，并非是一件好事。
5.競爭強度
最后，競爭強度也會對企業采購策略有所影響。對于均從中國采購的企業，或均從東南亞采購的企業，成本結構相似，一旦競爭加劇，企業便兩敗俱傷。然而倘若企業采取差異化采購策略，即部分從中國采購，部分從東南亞采購，則競爭加劇未必對所有公司都有害。
若有公司相比于其它公司有足夠的成本優勢，則競爭加劇可能對該公司有利。這個結果完全是由差異化的競爭導致的，表面而言，競爭加劇對每一個公司均不利，然而它對處于劣勢地位的企業的影響更大，故競爭加劇可能使優勢企業更能突出發揮它的優勢從而不僅不受累于激烈的競爭反而從中獲利。
因而，競爭加劇對企業采購決策的影響也將取決于中國采購與東南亞采購成本結構的差距。
全球采購存在一個混合趨勢
在全球供應鏈環境下，采購策略的復雜程度不言而喻。在沃頓知識在線中，沃頓商學院學者莫里斯·科恩（Morris Cohen） 以及喬治敦大學學者崔世良（Shiliang John Cui）通過他們的實證研究，發現全球采購存在一個混合的趨勢，并沒有一個完全主導的趨勢。
不同的企業在做決策時，考慮到的因素也不一樣。有追求低成本的，比如向東南亞等新興經濟體進行轉移，有追求新興技術的，比如發達國家制造業的回流，也有追逐市場和需求的，比如涌入中國開設工廠的。
而邵魯生等學者想提醒的是，那些考慮向新興經濟體轉移的企業，切不可盲目跟風，在試圖改變企業的全球采購策略時，不應該只考慮顯性成本這一因素，也應該同時考慮到與新興工廠合作存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特別是在信息方面的劣勢可能會沖蝕掉低成本帶來的效益。
(本文作者吳肖樂為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管理科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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