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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各大跨國公司面臨著外界的疑問：會把產業供應鏈移出中國嗎？

　　美日兩國官方層面近一段時間表態不斷：提議撤離在中國的制造企業，回歸本土或遷移至其它國家，還聲稱將負擔全部“搬家費”。

　　各大跨國公司或將產業供應鏈遷出中國，會帶來新的外部風險嗎？

　　供應鏈被外遷是威脅論？

　　經濟行為不應被過度解讀

　　事實上，關于將產業供應鏈移出中國的探討并非此次疫情的“特殊產物”。

　　早在去年中美貿易戰僵持不下時，一些廠商就開始考慮遷移在中國的工廠，到出口關稅更低的國家和地區。

　　產業鏈的轉移不僅興師動眾，更勞民傷財。在去年6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召開的關于加征對中國關稅的聽證會上，美國企業代表一致認為，將產業供應鏈轉移出中國，成本和代價十分高昂，并不現實。

　　根據投資銀行高盛的一份報告估算，設立一個新廠址需要3個至6個月，蓋廠房到正式投產需要18個月，安排原材料采購、物流、生產，改善工人的技能和文化磨合，這意味著完整搬遷至少需要兩年以上。國泰君安的研究報告則指出，根據日本、韓國的經驗，一般產業外遷大約需要10年周期。

　　另一方面，世界經濟論壇(WEF)報告指出，產業供應鏈的搭建不可能一蹴而就。跨國公司在制造質量、產能、交貨、成本以及對需求變化的反應能力等方面，對潛在供應商進行資格審查需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因此，產業供應鏈一旦建立起來，就很難迅速進行調整。

　　總體來看，產業供應鏈的搭建需要時間，因此至少在短期來看，跨國企業將產業供應鏈移出中國無法實現。不過面對心理層面的不安，有學者指出不應過度解讀產業供應鏈的外遷。

　　在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產業經濟學系主任芮明杰看來，產業供應鏈的全球分布和安全是經濟與商業問題，跨國公司要利潤最大化，當然要尋找最有效率、最安全的產業供應商，安排自己的產業供應鏈。不光國外的企業會考慮此問題，中國的企業也會考慮此問題，因為這是一項合理的企業經濟行為。

　　芮明杰進一步指出，產業供應鏈全球轉移就是企業在商業利益驅使下的經濟行為，這些行為在特定條件下會受到一些國家政府政策影響，而不是個別人的言論。即便那些政府出臺了直接政策，企業也未必都改變自己的產業供應鏈，因為將有效率的供應鏈遷移改變，成本是極其大的，而且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事實上，比起新冠疫情，來自關稅的壓力更能催生跨國公司將供應鏈移出中國的念頭。

　　一位在浙江做家具出口外貿生意的企業主對中新社國是直通車表示，根據國外客戶的反饋，越南供貨商的成本比該廠實際上還要高5%，但由于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的抵消作用，綜合看來，或許選擇越南的供貨商對這些客戶來說采購成本更低。

　　“世界工廠”的地位尚難撼動

　　但中國制造的安全感在哪？

　　跨國公司在部署產業供應鏈上的出發點是經濟利益和生產安全，中國在這兩方面是否能有長足的吸引力至關重要。

　　一方面，中國是當今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擁有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和525個小類；中國制造業占全球制造業產值的比重已超過25%，在全球500種主要工業產品中的220多個門類上產量位居世界第一。

　　另一方面，中國制造的成本低廉但工藝精湛。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指出，中國在全球制造業價值鏈中的一個核心競爭力，是分布在汽車、醫藥、電子、機械等等領域的中低端工程師、技術人員和熟練產業工人，他們專業且紀律性強，這也是越南、印度短期內替代不了的一大優勢。

　　然而不少貿易專家指出隨著中國制造在人力和成本的優勢日漸式微，中國國內增加值占比較高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如紡服、家具制造、電子設備、計算機等)的產業供應鏈轉移壓力仍然很大。

　　一方面，中國制造的工程師紅利很難長久維持。福耀玻璃集團創始人在紀錄片《美國工廠》里坦言，制造業中很多崗位終究會被機器替代，并且這個進程將會很快；另一方面，中國人工、企業用地、房租價格的抬高使得制造企業的生產和經營成本都在增長。

　　此外，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恐也難以起到錨定作用——2012年，阿迪達斯關了中國唯一一家直屬工廠，遷往東南亞；2016年，飛利浦宣布停止運營深圳工廠；2019年，三星關閉了中國的最后一家手機工廠，但這都不妨礙這些跨國公司的產品繼續銷往中國，可見雖然就近生產對跨國公司來說在經濟上更節約，但并不是必選項。

　　那么面對產業鏈外遷的威脅，中國制造的底氣應該落在哪里？對此，有業內人士認為未來中國一定要夯實自己不可替代的綜合成本優勢，盡管部分勞動力、土地優勢正在喪失，但高效產出和完善的產業配套能力依然具有殺傷力。

　　例如中國電子分銷商分會(CEDA) 理事長談榮錫就表示，中國作為電子產品制造大國已經跨越了靠絕對成本優勢的階段，全球更依賴中國的是比較優勢，即中國多年來建立的完善供應鏈生態環境。

　　會經歷種種陣痛

　　但也是轉型升級的鞭策力量

　　事實上，從全球產業結構的特點和變化趨勢看，國際制造中心轉移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湘海電子董事長楊林表示從全球制造業的發展軌跡來看，遵循著“美日韓-中國臺灣-大陸”的趨勢，目前東南亞正在快速崛起，未來全球制造業還可能轉向非洲，這是全球一體化和產業高度分工的必然結果，因此不必過度悲觀。

　　而在這樣的大勢中，中國繼續優化營商環境，推進全球合作創新，提高企業自身的國際競爭力，都是無聲勝有聲的最佳回應。

　　第一，鞏固技術工人人口紅利的守勢。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產業經濟學系主任芮明杰指出，自動化與智能化程度提高加大了設備投入成本，雖然對勞動力的數量要求降低，但對勞動力素質技能有了更高的要求，此時勞動力的數量要求轉變為質量要求，勞動力質量不行產業供應鏈也會有問題，所以勞動力狀況始終是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第二，形成不斷進行產業升級的攻勢。目前中國制造更多是承擔生產加工集散地的角色，科技含量不高。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執行研究員周維富提出，中國要利用5G、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形成全新制造方式，包括數字化設計、數字化工藝、數字化加工、數字化裝配、數字化管理等。

　　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霍建國如此總結：

　　一是全球制造中心必須輔以龐大的工業體系和強大的全球貿易網絡，具備明顯的要素優勢和技術創新優勢；

　　二是作為全球制造中心的國家，必須擁有足夠的國內市場需求支撐和開放的市場環境；

　　三是全球制造中心的轉移變化是客觀趨勢，任何一個國家或個人都無法改變這種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只能努力使之延長或有限度地保住一些核心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