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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伊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國。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危機，可謂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次大考。英國《金融時報》在社評中將這次“新冠病毒”造成的全球影響比喻為“一次去全球化實驗”，直接導致了全球供應鏈的緊張混亂、國際貿易減少以及企業信心下降，更重要的是這種“硬脫鉤”對國內經濟帶來很大沖擊：需求和生產驟降，投資、消費、出口均受明顯沖擊。然而，大危機中往往孕育著大機遇，通過對本世紀“黑天鵝”事件的回溯，我們認為疫情給予我國經濟社會的不僅是應對和挑戰，還帶來了重大機遇。

　　一、本世紀“黑天鵝”事件帶來的巨變

　　（一）“非典”危機孕育電商、在線支付與物流騰飛

　　2003年“非典”肆虐中國，釀成了一場公共衛生危機。當年二季度，國內經濟增長短時間下跌，后受投資拉動企穩回升，2003年GDP同比增速較2002年上升0.9個百分點到10%。更重要的是，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引發了對于傳統生活、生產方式的改變，促成多項影響的社會變革，從而在“非典”之后的十年間，帶動三產比重從2003年的32%一躍過半，超越二產。

　　值得注意的是，與危機相適應的治理措施為我國互聯網普及按下“加速鍵”，使得電子商務、電子支付獲得躍遷式的發展機會。而這些行業也成為全新基礎設施，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勁引擎。在電子商務領域，鑒于大量商務活動和進出口貿易被迫中斷，政府緊急出臺措施鼓勵電子商務的發展，淘寶網、京東商城等應運而生。截至2003年底，我國網購人群規模比2002年增長一倍，網購滲透率大幅提升4.3%，達到12.8%。在線支付上，隨著2003年10月支付寶上線，在線支付逐漸成為網絡購物的首選方式。在物流配送上，以順豐為代表的物流業逆勢發展，2003年全國快遞業務量同比增長22.8%，增速較2002年提升11.9%。

　　（二）金融危機加速網絡消費、移動互聯網與共享經濟爆發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也為中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從三季度起，我國出口大幅下滑，經濟增速放緩，就業壓力加大。政府圍繞擴大內需、促進消費、增加投資、改善民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到2009年上半年，逐步形成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一攬子計劃”，加之危機下民眾消費習慣的改變，催生新型業態。

　　在網絡消費上，自2009年淘寶“雙十一”活動上線以來，銷售額從5200萬一直飆升至去年2684億元。消費行為的轉變，推動網絡消費持續大幅增長，2009年中國互聯網用戶網絡消費總規模突破7000億元，增長23.1%。在基礎設施上，3G的建設催生我國移動互聯網行業的迅速爆發。截止2009年12月底，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到2.33億，占網民總體的60.8%。在新興業態上，共享經濟的出現讓資產更多回歸使用價值，以Airbnb、Uber為代表的企業陸續創立，實現了閑置資源的交易和再利用，開啟了資源擁有權和使用權分離的新時代。

　　二、新冠肺炎疫情孕育“場景式”新機遇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對于經濟造成的短期沖擊是顯著的，但基于我國舉國體制優勢、較完善的基礎設施、巨大成熟的消費市場、勞動力素質提升，以及包括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在內的信息技術驅動升級，在后疫情時代，以“線上”和“工業互聯”為特征的“場景式”變革，通過全要素、全產業鏈、全價值鏈的全面連接，勢必加速數字化轉型進程，強化我國經濟韌性。

　　一是5G、云計算、大數據、AI形成合力，“線上+”場景全面爆發。數字化對現代社會的滲透，從本質上來說是通過兩種路徑實現的，即新場景的構建與對現有場景的改造。在生活方面，此次疫情倒逼全民線上業務集中體驗，較為突出的包括在線醫療、在線教育、在線辦公、生鮮零售等。而真正能為用戶創造價值的線上服務，將趁勢實現用戶習慣的固化與泛化。在生產方面，工業互聯網融合了5G、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在供需對接、物資統計、產能提升、云排產、云檢測等場景上體現了得天獨厚的優勢。在治理上，政府主導的以大數據、AI為基礎的數字化治理和線上服務被進一步實踐應用，如外流人員的追蹤定位、疫情擴散控制、輿情監控等場景。

　　二是工業互聯推動人機關系進一步重構，產業數字化轉型全面升級。由于疫情帶來了物理空間阻隔、人員隔離和交通隔離，驅動企業利用信息化手段，組織和協調企業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的工作。信息技術有效連接數字空間與物理空間，拉近人與人、人與機器、機器與機器間的距離，打造無縫的“社交工廠”，緩解企業內外部協同壓力。工業互聯網不僅將更多線下業務搬到線上，實現流量的快速聚集、用戶體驗與持續運營、以及服務精準化，而且通過對企業進行數字化改造，深挖工業數據資源價值，構建以數據資源為核心的生產體系，充分發揮數據資源的價值作用，推動制造業企業生產模式升級，助力企業實現提質增效降本。此外，云計算、大數據、AI等更能借助算力算法輔助完成生產決策。

　　三、工業互聯網將成后疫情時期的“優選項”

　　如果說2003年“非典”刺激了消費互聯的發展，2020年新冠肺炎危機后帶來的是工業互聯的奮起。

　　一是貫徹深度融合的理念。此次疫情帶來的數字化轉型的起點或許是消費場景，但是隨著轉型的持續深入，借助數據、算法、產品、技術和經驗，促進產業鏈上下游的無縫對接、供需的高度匹配，工業互聯網駛入“快車道”，最終實現全要素、全產業鏈、全價值鏈的全面連接。主要體現在：一方面是技術融合，以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是產業融合，制造業與服務業的邊界日趨模糊，推動制造業服務化與服務業制造化；開放式的研發設計和生產組織方式；數據、創新要素和生產要素的跨境流動和全球化配置，以及供應鏈和產業鏈的高度全球化分工合作。

　　二是重視基礎性對工業互聯的作用。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尤其要重視基礎設施與基礎要素。從政府角度，作為公共服務供給方，為快速提高服務效率、提升服務質量，必然會加快推進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改造和公共服務的數字化轉型，而以5G為代表的信息基礎設施恰好為工業互聯網提供物質載體和技術保障。此外，數據作為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的基礎要素，其性質界定與權利歸屬、開放共享與市場準入、行業監管等均決定了工業互聯網的活躍程度。

　　三是加快多領域的應用推廣。工業互聯網通過對企業進行數字化改造，深挖工業數據資源價值，構建以數據資源為核心的生產體系，推動中小企業生產模式升級，形成大企業建平臺，中小企業上平臺、用平臺的協同共進格局，實現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在此次疫情中，工業互聯網應用于生產制造、物資配置、醫療救治、疫情防控等諸多場景，更是體現出在助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