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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4月9日，美國針對不同貿易伙伴實施的“對等關稅”政策將正式生效。

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發表講話，稱這一關稅措施頗具“爆炸性”，旨在迫使存在“不公平”貿易行為的國家讓步。他同時表示，關稅帶來的財政收入令他滿意，預計每日可達20億美元。

然而，特朗普能達成目的嗎？經濟學家對此持懷疑態度。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系教授、系副主任馬弘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特朗普對等關稅的政策目標至少包括四點，即增加聯邦政府財政收入、促使制造業回流、作為談判討價還價的籌碼以及迎合特定選民群體。但通過加征關稅迫使制造業回流“可能性很低、成本極高”，在增強出口競爭力方面也將適得其反。

馬弘表示，特朗普的對等關稅若按4月2日稅率實施，其平均關稅已經超過了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美國對貿易的依賴也遠勝當年。“如果這一對等關稅按計劃推進，美國乃至全世界付出的代價可能更高。”他稱。

特朗普關稅政策的目標與效果

第一財經：特朗普政府對等關稅的核心政策目標是什么？

馬弘：從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及其內閣表態看，對等關稅至少有四重目標：

一是增加聯邦政府財政收入，長期推動“國內減稅、國際加稅”的稅收結構調整；二是限制外國競爭對本國企業的沖擊，保護特定產業的生產和就業，逐步促使制造業回流，確保供應鏈安全；三是作為談判籌碼討價還價，我們看到一些經濟體在加稅威脅下降低對美關稅以求“豁免”；四是迎合特定選民群體（即MAGA選民）。研究發現，2018-2019年貿易戰中，搖擺州獲更多關稅保護，而關稅受益地區也更傾向支持特朗普。

這些目標的優先級因時而變，加之本屆美國政府內部理念分歧，政策執行顯得較為凌亂，帶來較大不確定性。從4月2日公布的對等關稅計算公式看，其重點似在“平衡”雙邊貿易逆差：對美出口順差占比越高，稅率越高，除10%稅率經濟體外，美國從其他經濟體征收的關稅稅額正好等于它們對美貨物貿易順差值的一半。

第一財經：關稅能否有效促進制造業回流與出口競爭力？

馬弘：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認為，通過加征關稅迫使制造業回流可能性很低、成本極高。貿易結構反映了各國基于比較優勢形成的國際分工，消費品如汽車、手機、服裝依賴全球數十國、成百上千家供應商的高效協作。這種成熟的跨國供應鏈并不會因為簡單粗暴的關稅手段就“自然”地在美國國內建立起來，美國也并不具備適合這些產品生產的稟賦條件。

至于通過關稅提升出口競爭力，更近乎“天方夜譚”。當前美國制造業大量依賴進口工業中間品，加征關稅將推高美國國內生產成本，損害而非增強其國際市場競爭力。例如，美國依據232條款對鋼鋁進口加征關稅，看似保護了國內生產，卻抬高了下游機械、汽車企業的成本，導致市場萎縮；對汽車零部件加稅還直接沖擊了福特和通用汽車的美國工廠。

歷史教訓與現實挑戰

第一財經：特朗普批評的所謂“關稅不對等”現象的歷史成因是什么？

馬弘：全球160多個WTO成員基于最惠國待遇（MFN）原則相互加征關稅，這些稅率經關貿總協定（GATT）和世貿組織（WTO）多輪談判（如烏拉圭回合、東京回合）達成，并無條件惠及所有成員。各成員也可自行主動降至WTO承諾稅率以下。

很大程度上，WTO在美國主導下主動吸納中國、越南等發展中國家，給予其“發展中國家”地位，允許逐步降低關稅。以中國為例，2001年加入WTO時承諾平均關稅降至9.8%，2005年兌現，至2023年加權MFN關稅已降至3%。此外，通過自由貿易協定（如中國參與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部分成員間可實現零關稅。

總而言之，當前各經濟體之間的稅率水平和結構，是戰后GATT及WTO框架下多輪次的多邊、諸邊和雙邊談判一致同意的結果，并非特朗普所稱的針對美國的不公。WTO數據顯示，2023年，瑞士平均關稅只有1.7%，日本1.9%、歐盟2.7%，中國也僅為3%，與美國2.2%相差不大。

從4月2日正式公布的對等關稅稅率的計算公式看，特朗普政府關注的也并非雙邊稅率對等，而是貨物貿易的平衡——這幾乎無法實現。

2001年WTO多哈回合談判啟動以來，各國之間的關稅減讓和市場準入談判進展并不順利。即使假設特朗普政府意圖以對等關稅作為談判手段迫使各國主動加速關稅減讓和市場準入的改革，其“榨取式”的行為對規則、制度和共識的損害也會讓這一意圖得不償失。

第一財經：歷史上，美國曾在不同時期大幅提高進口關稅，這些政策是否實現了當時的目標？如今推行對等關稅，面臨的阻力與復雜性是否遠超過去？

馬弘：在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經濟極端不平等造成企業生產過剩、產業工人消費能力不足，進而引發企業破產和銀行擠兌的一系列危機。同時，貿易保護主義情緒抬頭，美國1930年頒布《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將美國平均進口關稅提高至近20%。

然而，此舉非但未保護本國產業，反而招致其他工業化國家紛紛提高關稅加以反制，競爭性的貿易保護措施逐步加碼失控，全球貿易額萎縮至1929年的三分之一，對當時已經深陷危機的美國經濟“雪上加霜”。長遠看，關稅戰導致各國始終無法走出經濟危機，惡化了失業與不平等，加劇導致社會不滿情緒，助推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政治極端化，各國之間矛盾進一步惡化，最終帶來深重災難。

如今，特朗普的對等關稅若按4月2日稅率實施，其平均關稅已經超過了大蕭條時期，美國對貿易的依賴也遠勝當年。因此，有理由相信，如果這一對等關稅按計劃推進，美國乃至全世界付出的代價可能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