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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際金融危機蔓延，世界經濟形勢復雜多變的環境下，各國正致力于通過調整產業結構，應對金融危機的挑戰，恢復經濟增長的動力。與此同時，中國也正通過積極的制度創新優化產業結構與布局，擺脫金融危機的束縛，保持經濟持續、健康和快速發展。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指出要從制度安排入手，因勢利導引導國際產業有序地向本國轉移，亦是讓我們充分利用金融危機引致的全球產業結構調整和國際分工重組的歷史契機，吸引科技含量和產品附加值高的現代先進產業和高端生產環節向本國轉移，推動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引導國際產業轉移的歷史機遇

　　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導致了全球經濟的衰退，促使世界各國設計有效的制度安排調整產業結構，以作為應對金融危機的主要手段，這使得金融危機有可能為中國引導和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創造了一次難得的歷史機遇。

　　一方面，金融危機為中國引導國際產業轉移創造了客觀的歷史機遇。從全球維度來看，雖然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深入發展，資本、技術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全球流動與組合配置，催促著一國或地區內部的產業向具有比較優勢的地區轉移，但是，由于發達國家比發展中國家表現出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較強的科技力量，使得它們在世界分工體系和利益分配格局中占據主導地位。他們將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水平高、技術含量和產品附加值低的產業向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轉移，以騰出地域空間發展科技含量和產品附加值高的先進產業和生產環節，以維持自身在產業價值鏈高端的優勢地位。然而，由于處于產業價值鏈高端的生產環節和先進產業多是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的非物質生產環節和產業，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金融資本斷裂，導致非物質生產環節和產業缺乏金融資本的支撐，因而，金融危機強烈地沖擊了發達國家內部不合理的剛性產業結構，必然促使它們重新協調非物質生產環節和產業與實物生產環節和產業的相對比重，將一部分處于產業價值鏈高端的生產環節和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的先進產業向海外轉移，由此可能形成國際產業轉移的新浪潮。

　　另一方面，金融危機為中國引導國際產業轉移創造了主觀的歷史機遇。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歷史經驗表明，中國成功的制度轉型有效地促進了經濟結構的優化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產生了“經濟增長奇跡”，極大地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差距。即使國際金融危機席卷全球，致使世界各國經濟下滑，中國雖然也無一例外地不能幸免，然而，正當世界各國致力于尋找金融危機的應對之策時，中國憑借對外開放三十多年所積累的物質基礎和及時有效的制度安排，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機的陰霾，使得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面臨本土生產與經營環境惡化時，重新審視中國的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優勢所帶來的生產和經營環境的改善。此時，中國有可能依靠制度轉型所累積的經驗，進一步調整政策和創新制度，創造產業升級的新環境，主動引導和承接國際先進產業轉移，并在本國培育完整的產業價值鏈，優化產業的空間布局，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引導國際產業轉移的制度創新

　　中國作為正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的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要巧借金融危機的歷史機遇，加快現代工業化進程，實現大國的經濟趕超，必然需要通過制度創新引導國際先進產業和產業價值鏈高端的生產環節向本國轉移來實現。為此，我們有針對性地提出引導國際先進產業和高端生產環節轉移的政策調整和制度創新：

　　第一，提高投資政策的差異化程度，破除無形的投資政策壁壘。為了承接國際先進產業和高端生產環節轉移，對不同地區承接不同產業或生產環節的投資政策應盡可能差別對待，并增強投資政策的透明度，消除政策性歧視。一方面，由于中國各地區資源稟賦、技術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國家在制定投資政策時，應考慮給予各地區一定的自主性，采取國家制定投資政策指導原則，各地區依據此原則結合自身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化地制定鼓勵、限制和禁止外商投資產業的政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主管部門應加快清理與降低投資壁壘和投資政策透明度原則不相適應的政策規章，并逐步廢除一些與促進投資自由化的國際規則相沖突的法律法規，且進一步完善促進不同地區各類產業投資相適應的自由化規則，同時，還應加強投資自由化政策的對外宣傳，及時對外公布鼓勵、限制和禁止外商投資產業信息，并確保這些信息的國際傳播。

　　第二，調整稅收政策優惠方式，增強稅收政策的相對有效性。稅收政策反映了政府對企業與個人收益的征稅水平，因此，稅收政策一直是作為世界各國引導產業資本流向的重要手段。為了提高國際先進產業和生產環節的轉移效率，應依據地區特征和產業的特性，采取多樣化的稅收政策優惠方式。一方面，應適時地依據地區和產業政策的需要，協調采用各種稅收政策優惠方式。由于間接稅收優惠方式能對投資周期長、風險高的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帶來更為實際的政策優惠，因此，應逐步采取以加速折舊、虧損彌補等間接稅收優惠方式為主，促進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投資。另一方面，政府應依據地域特征和產業特性制定細化的稅收優惠政策，并在地區之間、行業之間和生產環節之間體現稅收政策優惠的相對有效性。對于技術密集型的先進產業或生產環節，可賦予相對于其他產業或生產環節更為優厚的稅收優惠，同時，為了鼓勵落后地區吸引產業轉移，可適當獲得相對于經濟發達地區而言更為優厚的稅收政策，以提高稅收優惠政策在經濟落后地區的相對有效性。

　　第三，創新商業交易制度，減少企業與政府之間的交往成本。為了更好地承接國際先進產業的轉移，中國應簡化對現代先進企業的創立、變更與退出生產與經營活動的授權與匯報程序。首先，可以嘗試由中央部委出臺各地區審批外資企業的原則，并在各個級別的行政區劃單位設立審批機關且給予他們與地區經濟發展規模相應的審批權限，且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定。在國家對外商設立企業規定審批原則的條件下，為了鼓勵直轄市和經濟發達地區承接國外先進產業的轉移，中央可適當給予地區政府對于現代先進產業較高的審批權限。其次，盡可能簡化外商投資申請設立現代先進企業的審批手續，增強審批的透明度和提高審批效率。審批機關可適當簡化外資的審批和聯合年檢手續，實行“一站式”服務，且在經營期內，企業因投資總額和生產經營規模等發生變化而需減少、增加或轉讓注冊資本，或是將其

　　財產權益對外抵押、轉讓，以及政府商務、財政、工商行政管理、稅務等各部門對外資企業實行聯合年檢時，應提高行政機關審批和辦理的效率和透明度，盡可能地簡化辦理手續，減少企業支付行政審批和年檢的成本。再次，改變以往外商投資企業因經營期限滿而終止經營的“一刀切”辦法，對于外商在本國投資現代先進企業，采用類似于內資企業的終止經營的辦法，可先由企業聘用清算機構出具具有法律效應的清算報告，再報審批機關審核，實現內外資企業在審批手續上等同對待。

　　第四，健全產權保護制度，降低企業生產與經營中的不確定性。為了有效引導國際先進產業有序向本國轉移，我們既要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創新力度，又要努力提高人力資本產權的保護水平。對于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創新，一方面，應努力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逐步覆蓋當前法律條文所不能含蓋的盲區，并依據行業或生產環節對知識產權的敏感程度不同，適時地制定相關的知識產權保護法規;另一方面，應增強知識產權的執法力度，加大對侵犯知識產權的懲罰力度，提高知識產權侵權的成本。對于人力資本產權保護，首先應適時地修訂與完善《勞動法》、《合同法》、《公司法》、《勞動合同法》等相關法律，消除這些法律法規中相互沖突的規則，加強法律之間的相互銜接與協調；其次，通過加大相關法律法規的執行力度和拓寬覆蓋面，確保人力資本交易雙方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完善人力資本產權的交易程序，減少人力資本交易的不確定性;再次，大力發展人力資本市場和建立人力資本市場交易制度，擴大資本信息交流渠道，提高人力資本信息共享水平，降低企業獲取人力資本的信息成本，發揮反映人力資本價值的市場機制，保障人力資本產權，防止人力資本產權交易“事前”和“事后”的機會主義行為，提高人力資本的利用效率。（作者 林長華 楊晶晶 單位：北京大學、湖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