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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忙著修改畢業論文的大四學生張晨，突然發現自己的offer“涼了”。

張晨是江蘇一所大學英語專業的學生，去年就簽約了一家外貿公司的業務助理崗位。但是，她近日收到了HR的通知，被告知公司要改變招聘計劃，HR提醒她“提前找找別的工作”。

進入4月，對于874萬名應屆高校畢業生而言，意味著春季招聘也步入后半程，但像張晨一樣，感慨道“這屆畢業生太難”的年輕人不在少數。

近年來，高校畢業生人數屢創新高，“史上最難就業年”成為持續的正在進行時，疫情更是在短時間內改變了多個行業的發展格局，如同放大鏡一般，揭示出應屆生就業市場的“供需”難題。

圖源：根據公開數據制圖

人才市場兩重天海投不如考公務員

受疫情影響，不少行業的人才需求還未醒來，而“云產業”的人才缺口卻在擴大。

近期，BOSS直聘發布的《2020春節后七周就業市場追蹤報告》顯示，貿易/進出口行業在春節后第七周的招聘需求量環比下降2.7%。隨著近期海外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中國外貿企業訂單量大幅減少，現金周轉出現困難，不少外貿公司只得“斷臂求生”。

這份報告還顯示，雖然整體上市場人才需求已基本恢復到去年同期水平，但一些行業受到持續影響，像餐飲、酒店、廣告/傳媒、旅游行業的人才需求量仍未恢復到去年同期的50%。

根據就業平臺梧桐果的統計，近半數餐飲企業的校招需求有所減少，平均崗位薪酬較春節前直降約10%。

與之相對的是，各類云上生活刺激了互聯網行業逆勢上揚。據梧桐果統計，互聯網行業春招畢業生需求量同比上升了36.51%，在線教育行業畢業生需求量更是同比增長89.17%。

某大型互聯網公司的HR宋女士透露，她所負責的技術類崗位需求數量沒有發生變化，只是因疫情影響導致春招的時間節點有所推遲，面試形式還未最終確定。

宋女士表示，疫情導致她所看中的人選不能迅速到崗，只能遠程線上實習。“做這一塊的人才本來就很少，市場上的競品公司又很多，我們看上的人，別人也有可能看上。”宋女士感慨，“這是歷史性問題。”

顯然，即使疫情這只“黑天鵝”突然降臨，對于企業競相爭搶的相關專業畢業生而言，他們似乎從來都未陷入“就業難”的旋渦中。

圖源：梧桐果

還有一批應屆畢業生，試圖在疫情沖擊和經濟不確定性中做出更穩妥的選擇。

今年畢業的傳播學碩士戴葉說，疫情讓她更傾向于選擇事業單位、公務員等相對穩定的工作，這些行業“能給我帶來一定的安全感，也會給我一定的保障”。

某師范大學法律碩士曾璐也表示，國企、事業單位、公務員等工作是求職首選，因為它們“穩定、工作時間規律、加班少、可顧家”。

回顧近10年的國考數據，自2009年起，國考報名人數已經連續11年突破百萬人。前程無憂發布的《2019應屆生調研報告》也顯示，有35.1%的2019屆畢業生將國有企業列為求職首選。

在就業形勢嚴峻、應屆畢業生數量逐年攀升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畢業生將安全放在了首位，穩定的待遇、固定的工作時間、高比例繳納的五險一金，都是年輕人對體制內工作改觀的原因。

來源：前程無憂《2019應屆生調研報告》

“就業難”背后：經濟的降速換擋與產業的動能轉換

正如HR宋女士所言，企業與畢業生的供需矛盾已是“歷史性問題”，人力資源管理專家也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中國畢業生“就業難”現象背后，是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失業”難題，是經濟降速換擋與產業新舊動能轉換帶來的雙重瓶頸。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周禹認為，疫情只是一個外生變量，而經濟發展、產業結構、教育體系這些內生結構性的問題，才是就業市場的“基本盤”。

“近年來，國家的宏觀經濟處在一個大周期下的下行周期，經濟下行周期的探底一直沒有到，經濟增長一直在降速換擋，給就業的需求面帶來了壓力。”周禹說。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2019年GDP增速6.1%，經濟增速逐季度回落，比2018年下降0.5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較2018年回落0.5%，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額同比增速連續8個月下滑，制造業投資增速較2018年下降6.4%，基建投資增速也維持在較低水平。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較2018年下降1%。

來源：前瞻產業研究院

“畢業生就業問題的解決從根本上還是依賴于經濟發展的拉動。”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人力資源市場研究室主任田永坡分析，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中高速增長，增長動力轉換導致經濟結構性調整，這將導致勞動力需求的規模和結構發生相應變化，給就業帶來新的挑戰。根據智聯招聘發布的《中國就業市場景氣報告》，2019年除二季度外，就業市場景氣指數均低于2018年同期水平，景氣程度持續回落。

除了經濟下行的壓力，產業結構變化中的問題也給就業市場帶來了挑戰。

一般來說，第三產業是吸納大學生就業最多的產業。目前發達國家第三產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在70%~80%之間，而中國2019年這一比重為54%，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差距。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2018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中國第三產業就業人員占46.3%，而發達國家這一比重超過80%。

但近年來，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步伐在不斷加快。周禹解釋道，中國正處在新舊動能轉換的瓶頸期與深水區，一方面，一些落后的、不具未來性的產能未被完全迭代，而另一方面，那些面向未來的、附加值高的、有創新含量的新動能，要完成孕育、培養、發展、積累、價值轉化的全過程還需要時間。

移動互聯網、5G技術、智能化等新興技術的發展為企業與產業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但站在就業的角度，就業人群技能結構的升級暫時還跟不上產業升級的步伐，二者的匹配處在一個轉型期、過渡期。周禹認為，從長遠角度來看，技術的進步還會產生“析出效應”，更多如會計、分析師等高結構化的崗位可能會被算法、大數據等科技手段取代。

跟不上市場需求腳步的高等教育

宏觀經濟影響與疫情沖擊之下，“就業難”問題也與高校畢業生知識結構及技術快速發展脫節密不可分。

材料科學與工程專業碩士畢業生趙建文的研究方向是骨軟骨修復材料，這是生物醫用材料的一種。早在2017年，國家就出臺了《新材料產業發展指南》，將其列為重點發展的關鍵戰略材料。然而，高校向市場輸送的人才卻沒有跟上國家戰略與產業發展的步伐。

“雖然說做高分子材料的企業不少，但我們專業是一個交叉學科，生物學一點，高分子材料學一點，涉獵得都不精，所以和用人單位的需求有差距，不太對口。”趙建文解釋道，在學校做的是研究，但進了企業要做產品，如何把研究成果變成能產出效益的產品，中間還存在很大差距。

在田永坡看來，目前高等教育的運行機制與勞動力市場的需求變化銜接不夠緊密。“集中的反映就是培養出來的一些畢業生跟社會的需求不對口，有的專業人才急需但是沒有，有些專業的學生又不需要太多，這就導致了一個結構性的矛盾。”

從微觀上看，高等教育的教學手段、教育方法論、培養計劃的更新與迭代也存在滯后性。周禹指出，今天產業發展的快速性、不確定性非常高，但是教育體系的改革創新沒能跟上，這也給大學生就業帶來了壓力。

高等教育的另一個尷尬是知識與應用的脫節。周禹認為，面對經濟下行的壓力，企業的迫切需求是吸納“招之能戰、戰之能勝、人崗匹配”的人才，這就要求畢業生具備很強的專業實踐能力。鄭州聯大教育集團人事經理趙博說，畢業生對于專業的學習更多停留在書本層面，與真正運用到工作之中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具備相關社會實踐對于畢業生來講是一個突出的優勢。

“這就要求作為人才出口的學校，一定要把實習的工作重新重視起來。”田永坡說，“我們其實一直沒有斷過，都在倡導，但實習的效果千差萬別。”

未來，變與不變

“結構性失業”問題植根于不同的經濟體制土壤，科技進步、供需失衡是造成“結構性失業”的原因，而跟上技術、與其匹配，或許是就業者的唯一出路。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曾發布報告稱，隨著科技進步，到2030年，全球將有7500萬至3.75億人口需要重新就業并學習新技能。從數量上看，中國將面臨最大規模的就業變遷，預計國內將有1200萬至1.02億人需要重新就業。

而此次疫情，在周禹看來，“加速了中國產業新舊動能的轉換和技術創新及應用水平的提高”，將在一定程度上拉動未來中國就業市場質量的整體升級。

面對技術為王的未來，作為產業人才輸送源頭的高校是否準備好了？高校又做了哪些準備？高校專業設置可供我們一窺究竟。

2019年4月1日，人社部正式發布13個“主要集中在高新技術領域”且“對從業人員知識技能水平有較高要求”的新職業，包括人工智能工程技術人員、數字化管理師、工業機器人系統運維員等。

而在更早些時候，《教育部關于公布2018年度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備案和審批結果的通知》顯示，共有96所高校新增備案“智能科學與技術”專業，101所高校新增備案“機器人工程”專業。

田永坡認為，高素質人才增加，將推動中國科技創新能力提升，帶動新一輪的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調整，繼而拉動相應領域的就業，這是一個“螺旋上升的關系”。

而剝離開科技發展因素，周禹指出，當前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和人口增長都已進入“拐點”，國家也出臺了相應的人口政策去“對沖過去勞動力資源稟賦優勢下降”的問題。從就業市場供需面來看，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問題對高校畢業生這一“受過良好教育、最年輕、最當打”的群體而言，是一個“就業利好”。

未來，變的是技術、市場和隨之調整的政策。而不變的，是用人單位對求職者“冰山以上的素養”的要求。在周禹看來，未來，就業市場將會越來越要求專業性技能或專業性能力。

1973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麥克利蘭提出“能力素質冰山模型”，將人員個體素質的不同表現形式劃分為表面的“冰山以上部分”和深藏的“冰山以下部分”。隨后，職場普遍強調所謂“冰山以下的素質”，即包括堅韌、抗壓、溝通協調等能力在內的綜合素質。

但周禹認為，現如今，“冰山以上的”那些專業能力、專業素質開始變得越來越重要。站在企業的角度，真正能夠轉化為生產力、為企業創造績效的，不全靠軟素質這類“萬金油”。專業能力才是支撐起一個就業者績效基本盤的基本功。而就業者專業能力越高、專業技能越深，其基于專業深度而具備的創造能力將越扎實。

周禹強調：“在經濟的上揚期，軟素質、聰明勁兒，或者美其名曰企業家精神都能讓個體掀起一些‘風浪和波瀾’。但未來整個經濟的大下行周期尚未探底，此時能保持住工作績效底盤的，要回歸專業素質、專業能力。”

聚焦到高校學生專業能力培養本身，周禹坦言，國內高等教育對學生培養的主線和導向還不夠清晰明朗。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高校普遍強調培養大學生的綜合素質。這樣的培養方式固然沒有錯，但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畢業生在勞動力市場上“看起來軟素質高、選擇面寬”，但實際上缺少專業靶向性和匹配精準度。即使順利入職，也會面臨“與企業磨合成本較高”的問題。

因此，周禹認為，高等教育的關鍵在于不同學科優勢、不同層類的高校要充分發揮自身稟賦，去定位自身的辦學特色和差異化的學生培養目標，并針對不同層次的教育項目，在綜合素養、能力寬度、專業深度和寬專結合等不同角度和層面有差異化的定位，去培養滿足社會經濟發展需求的多樣性人才。

未來，留待高校畢業生思考的問題是，如何與職業“定向匹配”。而留待高校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實現平臺功能的“前移”，即在人才培養體系中堅持導向清晰、去模版化和增場景化，向“訂單式培養”轉移。

(應采訪對象要求，張晨、戴葉、趙建文、曾璐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