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話語與工人的自主性：人機對抗的合法性消解
——基于珠三角地區“機器換人”的實證研究
http://www.moduwu.com 2020-08-13 16:59 來源：《學術論壇》(南寧)2019年第5期 鄧智平
內容提要：盡管“機器換人”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地進行，但鮮有工人對“機器換人”進行抵制。文章針對廣東省珠三角地區的實證調查發現，“機器換人”之所以未能引發“盧德運動”的原因在于國家、企業與工人三方合力作用的結果。國家對技術即進步的話語塑造，讓技術在中國獲得了廣泛的政治合法性，消解了工人對抗機器的道德合法性。企業普遍面臨勞動力短缺，“機器換人”對工人的替代性有限，且通過柔性管理策略，以及轉崗、保留崗位等方式悄悄地完成了機器換人。作為行動主體的工人，一方面認同國家技術即進步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則由于自身的流動性、就業選擇的多樣性增加等對“機器換人”產生的后果持樂觀態度。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消解了工人抗爭的社會經濟基礎。
關 鍵 詞：“機器換人”/勞動關系/抵制/人工智能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技術賦權與互聯網時代的勞動關系轉型研究”(18BSH076)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鄧智平，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現代化戰略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社會學博士（廣州 510618）。
一、“機器換人”會引發工人的抵制嗎
近年來，全國各地都在大力推進“機器換人”，許多傳統制造企業開始引進自動化生產設備進行技術改造升級，地方黨委政府也紛紛出臺政策對企業“機器換人”進行支持。2012年浙江省提出加快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全面推進“機器換人”。2014年1月，廣東省東莞市1號文件《關于進一步扶持實體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資助企業推行‘機器換人’”，2014年8月又發布《東莞市“機器換人”專項資金管理辦法》。《中國制造2025》的出臺，更是將“機器換人”和智能制造推向了高潮。2016年，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財政部聯合印發了《機器人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形成較為完善的機器人產業體系。2013年起，我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工業機器人應用市場，2014年銷量達到5.7萬臺，同比增長56％，占全球銷量的1/4，但目前我國制造業機器人密度仍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15年我國每萬名工人使用工業機器人數量為36，全球為66[1]。可以預見，未來隨著國內工業機器人需求量的增加以及國產品牌的崛起，工業機器人的發展還將加速[2]。
“機器換人”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制造業工人下崗失業或轉崗換崗。如浙江省自2013年起在4年多時間里，已累計減少普通勞動工人近200萬人[3]。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廣東省東莞市制造業和加工貿易企業累計申報“機器換人”專項資金項目共1262個，總投資達103.84億元，估算可減少用工71253人[4]。另據中國企業—勞動力匹配調查(CEES)報告(2015-2016)顯示：廣東制造業企業的就業人數，在2013年至2014年間下降了2.2％，2014年至2015年間下降了6.3％；湖北制造業企業的就業人數，在2014年至2015年間下降了3.3％。2014年至2015年，廣東就業下降企業占比為52％，湖北為45％[5]。從全國來看，我國第二產業的就業人數在2012年達到2.3241億人的峰值后開始逐年減少，2017年減少到2.1824億人，2017年比2012年減少1417萬人。不僅如此，其下降速度還呈現越來越快的趨勢[6]。
眾所周知，在英國工業革命早期，由于機器生產對手工勞動的替代，導致大批手工業者破產、工人失業和工資下跌，當時工人把機器視為失業和貧困的根源，于是大肆搗毀機器，并以此作為發泄不滿、反對企業主、爭取改善勞動條件的手段，這就是著名的“盧德運動”。“盧德運動”于1811年在諾丁漢形成高潮，并迅速向整個英格蘭蔓延，許多工廠和機器被破壞，英國政府被迫出動軍警對付工人，并在1813年專門頒布《搗毀機器懲治法》，規定可用死刑懲治破壞機器的工人，由此可見工人對“機器換人”的抵制之強烈。
“機器換人”曾經引發了勞動關系領域的深刻變革，但有趣的是，當今中國的“機器換人”似乎并沒有引發與當年英國類似的“盧德運動”。在大量的宣傳報道和學術研究中，更多的是對產業轉型升級和智能化制造的歡呼，以及企業推進“機器換人”的原因、困難和成效等的描述，鮮有關于工人對“機器換人”抵制的內容④。這個問題引起了筆者的研究興趣，這也是本文擬研究的問題，即中國的“機器換人”為什么沒有引發工人大規模的抵制？或者說“機器換人”就一定會引發工人的大規模抵制嗎？筆者嘗試利用調查資料，從國家、企業和工人三方視角來分析工人對“機器換人”的態度。
二、技術變革中的人機對抗
(一)技術變遷與勞動關系
每一次技術進步都會對勞動關系產生巨大沖擊，并引發學界的廣泛討論。在工業革命早期，經典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隨著機器大工業對傳統手工業的替代，工人逐漸淪為機器的附庸，機器的使用使得資本對勞動的控制和監督更加充分，從而加劇了工人與機器關系的惡化[7]，并導致了如“盧德運動”等工人抵制機器的事件發生。此后，布雷弗曼指出，以泰勒制為代表的流水線生產導致“概念與執行”的分離，工人被去技能化而變成“純粹的機械工作的人”[8]。愛德華茲認為，在技術革命背景下，雖然資本對工人的控制策略已經從簡單的直接控制轉變為更加復雜的技術性控制，但工人也不是被動接受勞動控制，工作場所中其實充滿了競爭和斗爭[9]。布若威則強調不可忽視工人的主體性，他通過分析“趕工游戲”、內部勞動力市場和內部國家等機制，證明了勞動過程中工人的“同意”是如何產生的。并認為工人自發的同意與資本的強制共同塑造了生產行為，“同意的組織對誘發勞動者在將勞動力轉化為勞動的過程中具有合作意愿是必需的”[10]。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計算機、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加速了人類社會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的轉變，基于現實的失業問題以及對技術快速發展的恐懼，一批西方知識分子開始拋棄技術樂觀主義的態度，重新審視技術在人類社會中的作用，產生了以批評和反抗技術為主要特點的社會思潮，即“新盧德運動”或“新盧德主義”，這一思潮至今仍具有廣泛影響[11]。可見，在學術傳統中，工人對機器的抵抗以及資方如何通過策略消解這種抵抗始終是學者關注的核心議題。
(二)中國的“機器換人”及其后果
當前中國學界對“機器換人”的研究主要圍繞其定義、原因、影響、困難及對策建議等方面進行論述。
首先，在“機器換人”的定義方面，有學者認為，“機器換人”是指在信息化、智能化、自動化、現代化技術應用背景下，企業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與產業升級過程中增加使用機器設備的行動。其含義較寬泛，包含“人工智能機器人”對勞動力的替代[12]。許輝則認為“機器換人”本質上是企業通過自動化、信息化改革來促進生產方式革命，意味著我國產業發展模式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轉變[13]。“機器換人”主要是指企業增加機器的使用從而提升生產設備的自動化程度，實質是通過提高資本有機構成實現對勞動力的替代，與以往歷次工業技術革命把機器作為幫助人提高生產效率的工具而存在不同，當今制造業“機器換人”卻直接把機器變成勞動力[14]。因此，機器對勞動力的替代更加直接，其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更加廣泛和深遠。
其次，對于當前企業“機器換人”的原因，學界普遍認為是由于國內勞動力的短缺和用工成本的上漲[15]，制造企業“機器換人”既有招工難等被動型原因，也有減少工傷改善勞動條件、優化工藝技術流程、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產品優質率等主動型原因[16]。不同企業推動“機器換人”的原因不同，處于市場領先地位、盈利能力較強的企業主要是提高生產效率和改善產品質量等拉力因素，處于市場落后地位、盈利能力較弱的企業主要是降低人工和生產經營成本等推力因素。東莞市“機器換人”的調查發現，企業推動“機器換人”的主要動力在于提高生產效率、降低勞動力成本、改善產品質量、降低職業健康和安全風險，獲得政府針對企業機器換人的財政補貼只是很小作用[17]。
再次，學界對“機器換人”的影響結論不一。有學者發現技術進步會促進生產率的提升，拉動經濟增長[18]，降低用工及生產經營成本，提高產品質量，減少生產事故[19]，帶動工作質量、勞動權利、社會保障和勞資對話等社會升級[20]。但也有相反的觀點，認為“機器換人”會沖擊勞動力市場，導致體力勞動工人、低技術工人過剩，出現結構性失業[21]，以及帶來就業極化②現象等；“機器換人”導致國民收入中勞動收入份額降低和資本收入份額增加，不同勞動力的工資更加不平等，進而加劇整個社會的收入不平等[22]。總體來看，學者們更多的是研究“機器換人”對就業規模、就業結構、就業質量以及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的影響[23]，較少研究“機器換人”對勞動關系的影響。
最后，學界認為“機器換人”會帶來以下問題：技術帶來的“創造性破壞”對構成雇主和雇員的挑戰，雇主面臨著機器成本過高、使用維護機器的人才不足、機器設備國產化水平低、政策優惠知曉率低和門檻高等問題[24]，雇員尤其是中低端雇員則面臨著的就業沖擊和技能提檔升級等問題[25]。為此，學者提出了諸如政府產業政策扶持[26]、分步推進“機器換人”[27]、鼓勵雇主提高雇員技能、通過失業援助和擴大公共教育來幫助失業工人找到新工作[28]、加強對工人的教育培訓、實行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對機器人征稅等建議[29]。諸如此類建議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對企業“機器換人”進行補貼和優惠；做好公共就業服務、加強職業技能培訓等預防失業性措施；社會保障托底，保障失業人員基本生活等補救性措施。
綜上所述，當前關于中國“機器換人”的研究總體上停留在就事論事的層次，缺少理論的深度，一些“機器換人”對就業影響的相關研究也缺少勞動關系的視角，工人在“機器換人”過程中的主體性和權益較少地被考慮。不可否認，盡管在一些企業中工人也因“機器換人”獲得了額外的培訓和技能提升機會，但“機器換人”確實導致了工人各種形式的去技能化和被替代[30]，可為什么當今中國的產業工人沒有去抵制呢？本文通過搜集“機器換人”的相關政策文件、媒體報道等文獻材料，同時在2018年和2019年對廣東省特別是珠三角地區開展“機器換人”的企業、工人進行深度訪談，共訪談企業負責人18個，訪談工人20人，這些資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實證支撐。
三、“機器換人”背景下的國家、企業、工人策略
(一)政治合法性：國家對“機器換人”的話語塑造
自近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在科學和技術上的優越性震驚了中國，早期的中國喊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期望在不改變既有制度的情況下通過學習西方技術來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新中國成立后，歷屆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社會公眾都相信先進的科學技術可以打造一個強大的現代化國家，鄧小平明確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因此，科學與技術的進步被認為是中國國家現代化的象征。鄭永年把中國社會精英和社會公眾對技術的推崇稱之為“技術民族主義”的文化傾向[31]。盡管“技術民族主義”傾向這一判斷值得商榷，但無疑中國在國家戰略上確實十分重視技術的發展。國家對技術的推崇，使得技術在中國獲得了政治合法性，也得到了社會公眾的承認。
從國家層面看，近年來世界主要制造業強國均不同程度地推行產業振興計劃，如美國的“再工業化”與“制造業回歸”、日本的“機器人新戰略”、德國的工業4.0等，力圖搶占未來產業競爭制高點。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必須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其中最重要且契合實際的發展路徑就是推動傳統制造業的生產方式由勞動投入為主向智能制造轉變[32]。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先后出臺《關于推進工業機器人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2013年)、《中國制造2025》(2015年)、《機器人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2016年)、《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2017年)、《促進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2018年)。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也強調“推動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一系列官方文件的出臺，昭示著黨和政府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和“機器換人”的決心，一些文件甚至明確提出2030年我國要成為世界人工智能創新中心。
從地方層面看，各級地方黨委政府，特別是東南沿海等制造業發達地區，紛紛出臺政策支持企業進行技術改造。例如，廣東省2014年出臺《關于推動新一輪技術改造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意見》，并設立專項資金，組織企業開展廣東省級企業轉型升級專項資金設備更新“機器人應用”項目申報工作；2015年出臺《廣東省工業轉型升級攻堅戰三年行動計劃(2015-2017年)》提出2015年至2017年三年累計推動1950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開展“機器換人”，使制造業智能化水平明顯提升。廣東省內的東莞、佛山等制造業大市也紛紛出錢出政策支持企業推進“機器換人”，例如，東莞市從2014年起設立“機器換人”專項資金，為企業“機器換人”提供補貼。政府對于開展“機器換人”的考慮，時任廣東省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徐少華的話比較有代表性，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他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專訪時表示：現在提出產業轉型升級，我們不能再把勞動力的低廉作為招商引資的優惠工具，也不宜再用勞動力的低廉來作為發展產業的一個招牌。新問題要用新思維去解決，比如用工荒的問題，勞動力不夠可以找機器人。所以在廣東珠三角，特別是佛山、東莞這些城市，已經大量掀起“機器換人”的計劃，大量的智能機器人已經開始運用到很多生產線當中，一方面是這些企業本身的轉型，另一方面也為發展智能機器人帶來一個巨大的商機。我們歡迎全國各地研究智能機器人的研究院來廣東發展，歡迎制造機器人的企業到廣東投資，也歡迎更多的企業使用機械手、機器人[33]。
從社會層面看，盡管新聞媒體有爭論“機器換人”、人工智能是否會帶來失業危機，公眾也一度對人工智能的到來進行了討論。然而，無論新聞媒體還是個體，鮮有出現反對“機器換人”的聲音，對《中國制造2025》戰略也普遍持歡欣鼓舞的態度。中國人對技術和機器的反思總體上遠遠不如西方發達國家。工人對機器的破壞和抵制基本被“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帶來的政治合法性所消解，對工人而言，技術進步是必然的趨勢。盡管有個別學者調查發現，中部地區有些工業園區的企業因“機器換人”裁員，導致當地返鄉的新生代農民工沖擊工廠的行為，有的還暗中破壞企業生產[34]，但筆者在對珠三角的調研中，工人破壞機器的現象鮮有發生，工人普遍認可官方轉型升級的話語。
工人沒有想過要去破壞機器，機器是死的，人是活的，破壞機器有什么用，有問題直接找老板。“機器換人”成為社會發展的趨勢，表明中國越來越強大了。(電子廠工人，19G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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